第三，在一些讀者十分關注、卻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上，我拋出了自己的見解。比如說，關於張學良未能返回祖國大陸的分析。在我看來，晚年的張學良，是不想再卷入政治的漩渦之中，其間有著很深的考慮，說穿了，也就是慮及自己身後的曆史地位。他的想法，一是全身而退，灑脫地轉身退下，維持自己的“失敗英雄”的完整形象；二是，濾除政治色彩，淡出兩岸的紛爭，以中間狀態出現，使自己成為一個超越意識形態、各方都能夠接受的中華民族曆史上的偉人。作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夠通過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發揮其獨特作用，促進兩岸和解，進而推動祖國統一。因此，他不想因為急於返回大陸，而妨礙充當這一角色。
四、在我看來，可能不隻上述三個方麵有所突破，全書在寫作技巧以及文體方麵，也都有些新的探索。請您從這個角度談談心得體會。
應該說，在謀篇布局方麵，是頗費苦心的。比如，第一篇寫張學良的百年歲月，漫說一萬字，即使十萬字，怕也難以容納。這就有個選材問題。作者設計了三個晚上，通過他的心理活動，回首從前，從功業、愛情、人格魅力三個側麵加以展現。這就比較集中，也容易描寫細節。再比如，張學良與郭鬆齡的糾葛，我通過所謂“四重尷尬”的安排，集中寫了那場戰事，寫了他們之間的重重糾葛。再者，張學良與宋美齡，兩人關係非同尋常，怎麼表現他們的情分？我把他們之間的交談與往來信件加以整合，以“良言美語”概之。我寫張學良一生的大起大落，由榮譽的巔峰跌落到聲望的穀底，突出了兩個“九一八”。可以說，這些都是煞費苦心的。
再就是，文體定位。由於寫的是散文，是文學，而不是曆史，不是一般的傳記，因此，要進行心靈發掘，展示人物個性。這就必須借助細節描寫、心理刻畫，還要有聯想，有適度的想象。我在運用細節、形象和文學語言方麵下了很大功夫。在《人生幾度秋涼》中，有這樣一段話：“告別了刻著傷痕、連著臍帶的關河丘壟，經過一番精神上的換血之後，他像一隻掙脫網罟、藏身岩穴的龍蝦，在這孤懸大洋深處的避風港灣隱遁下來。龍蝦一生中多次脫殼，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斷地變換角色：先是扮演橫衝直撞、冒險犯難的堂吉訶德，後來化身為戴著緊箍咒、壓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場時又成了脫離紅塵、流寓孤島的魯濱孫。”
還有心理描寫。當置身異國他鄉的張學良麵對浩瀚的太平洋時，我想：“他一定是從奔湧的洪潮中聽到了昔日中原戰馬的嘶鳴，遼河岸邊的鄉音喁喁，還有那白山黑水間的風呼林嘯吧？不然，他怎麼會麵對波濤起伏的青煙藍水久久地發呆呢！看來，疲憊了的靈魂，要安頓也是暫時的，如同老樹上的杈椏，一當碰上春色的撩撥，便會萌生尖尖的新葉。而清醒的日子總要比糊塗的歲月難過得多，它是一劑沁人心脾的苦味湯，往往是七分傷慟摻和著三分自省。”這裏有聯想，有想象，有懸揣，有摹擬。
說到文體，著名文藝評論家賀紹俊談過如下看法：“這本書的創新，集中體現在作者對傳記文體的突破上，他將散文的自由表達與傳記的真實性原則有效地結合為一體，提供了一種散文體傳記的新的寫作方式”；“他將散文體的主觀性和鮮明的主體意識帶到了傳記體中，從而改變了傳記敘述的思維方式。如果說，傳記敘述的思維邏輯關係是循著傳主的生命軌跡而構建的話，那麼，本書的邏輯關係則是在自己解讀和體悟傳主生平的思想脈絡上構建起來的”，“這是一種大膽的突破，冒險的嚐試”。
所謂“大膽的突破，冒險的嚐試”，除了賀先生明確指出的，我體會，還包括：傳記屬於曆史範疇，曆史要求客觀、嚴謹；而作者采用文學形式，則需要借助形象、細節、場麵、心理的刻畫，進行文學描寫和審美創造，充分展示人物個性。二者存在一定的差異。這樣，在寫作過程中，作者就不能不像走鋼絲一樣，努力在上述兩個方麵找到平衡點。
再者，十五篇係列散文，集中寫一個人，需要精心策劃，使每篇相互貫通，又不致撞車、重複。本來，撰寫名人傳記，最容易措手的是線式結構，像串聯的電路那樣，將傳主的一生行止依次展開；而本書采用另一種形式，屬於扇形結構，類似並聯的電路。這就需要精心布局，妥善安排：開頭、結尾兩篇，各都帶有綜合性質；中間再分三大塊—反映張學良的人際交往、情感世界；他的生平嗜好、文化生活；他的兩大疑團或者說“兩條辮子”。寫作中兼用敘述、描寫兩種手法和全知與有限兩種視角，這很類似舊日的“說書人”，憑著他的一張嘴，隨時變換角色，不住地轉移視角、調整線索，引領聽眾跟著他轉。如果不下一番功夫，是很難奏效的。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