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行漸遠越嚼越香的曆史記憶
——與青年學者丁宗皓的對話
丁宗皓（以下簡稱“丁”）：充閭先生，大約是1997年，作為《遼寧日報》記者，我曾對您做過一次采訪，采訪的內容，主要是圍繞著寫作和曆史文化傳統之間關係展開的。後來收錄到您的散文集《滄桑無語》之中。我記得當時引用了克羅齊的話，即：所有的曆史都是當代史。話題其實仍然是建立在現代化過程文化斷裂這個語境之下。在已經過去的十二年裏，您的散文寫作獲得了巨大的進步。在我看來，您首先是一個曆史文化散文的作家，但我更看重您的另外一個身份，即：一個文化記憶修複者、一個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引渡者，甚至是一個國學教授。現代化的過程是不可逆的，傳統漸行漸遠，傳統文化精神在話語層麵上日漸模糊，距離上次談話十二年過去了，您怎樣看待這些年裏的寫作？這次談話，讓我們離文學遠一點，離文化現象近一點。
王充閭（以下簡稱“王”）：確實如您所說的，我也自認十二年間散文創作獲得了很大進步。由此，我產生一個感覺，就是每次和您談話，都會帶來一次新的悟解，新的飛躍。這些年來，文化被人顛來倒去地說，弄得恍兮惚兮，確實有點“你不說我還明白，你越說我倒越糊塗了”的味道。由於我隻是一個作家，並非純粹的文化學者，大概除了談談文學、談談創作，也不會說出關於文化的新見解。
十二年來，我在曆史文化散文創作方麵的進步，概括說來有三：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人的發現”。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有言：“史書者，記事之言也。”過去我的曆史文化散文，許多是透視複雜豐富的曆史現象，探索成敗存毀、治亂興亡的規律性認識。從下麵幾個典型的題目可以看出，寫的都是史事：《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文明的征服》、《陳橋崖海須臾事》、《叩問滄桑》，等等。其所異於“史”者，是采用文學的手法、文學的語言，借助形象、情節、場麵的刻畫，進行審美判斷。後來悟解到“文學是人學”，應該透過事件、現象，致力於人物特別是心靈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種可能性空間，發掘出人性、人格、命運抉擇、人生價值等深層蘊涵。這樣，腦子裏便擠滿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君王、政要、文學天才，各色人等，紛紛奔赴筆下。
其次，曆史強調敘事的客觀性，而文學本質上是靈魂與思想的審美外化，應該主觀色彩鮮明，也就是體現個性化特征；應該對社會曆史發展中麵臨的問題或者說困境有獨立的思考和原創的能力，時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識。
第三，更加注重切入現實問題。看是寫曆史人物，實際上是著眼於現實。作品的生命力在於對現實的解析能力。我寫一千三百年前的李白，說他是個偉大的詩人，卻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原因列舉很多。可是他自己，卻不安於也不甘心“耍筆杆兒”，醒裏夢裏都想成為經邦濟世、治國安民的“廊廟之材”。結果是幾次出仕，全都以失敗告終。最後，還是他認為“萬言不值一杯水”的“吟詩作賦”，使他成就了朗照千秋的文星。我想說的是，人要善於認識自己，搞好命運抉擇、角色定位。古人的精神血脈，依然在今人身上流淌著。你看章太炎，是出色的學術大師。可是，他的學生周作人評價他：“自己以為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隻是失意時的消遣。”章大師另一位弟子王仲犖也說：“老師本是學者，而談起學術來昏昏欲睡。老師本不擅政治，但一談到政治則眉飛色舞。”這種情況絕非個別現象，我們身旁就有，沒有“大師”還有“小師”嘛！我還寫過曾國藩，題曰《用破一生心》，也都有現實的針對性。去年，我寫了周總理同張學良的深厚情誼，寫他在彌留之際鄭重囑咐：“不能忘記老朋友。”我說：“這句普通至極的家常話語，卻是飽含著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個字，雜合著血淚，凝聚著深情，映現著中華文明倫理道德的優秀傳統，閃射著偉大革命家高尚人格與政治遠見的奪目光輝，當然，裏麵也滲透著我黨數十年來鬥爭實踐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這篇散文發表後，反響極為熱烈，原因在於它觸摸到人們的“情意結”，我們確實常常翻臉不認人，把老朋友忘得一幹二淨。
丁：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回顧五四運動時，餘英時先生說：“五四運動的意義甚多，人們從任何角度去觀察它，都可以得到一種‘意義’，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全麵性的文化運動。”在《五四—一個未完成的文化運動》一文中，他說：“思想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往往特別欣賞‘不破不立’那句老話，但是如果按照莊子的思維方式，‘不破不立’之下還應該立刻加上一句‘不立不破’。隻有在建立了新文化價值以後，不合時宜的舊文化價值才會真正讓位。傳統是無所不包的，其內容也是隨時在改變的。文化隻有推陳出新，既不能無中生有，也無法從外麵移植過來。有誌於文化建設的中國知識分子，首先便要認真地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並在傳統中尋找有助於現代化的精神資源，這是西方的啟蒙運動給我們的一項重要的啟示。”今天，我們似乎也都明白了這個道理，但如何實踐？這是一個問題。一個以曆史文化散文寫作而聞名的作家，實際上是在文學中處理這個問題，如何麵對文化傳統資源？建立自己的精神向度？如何在寫作中體現現代性？等等。
王：在曆史文化散文寫作中，可以說，每天都實際接觸並解決如何麵對傳統文化資源，建立自己的精神向度問題。對象是過去時的曆史，而定位卻是現在時的自我。我始終認為，新時期文學的現實性、當代性建設，應在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反思和揚棄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隻有在與傳統聯係在一起的情況下，才有實在意義。傳統對於人類來說，發生於過去，卻永恒地生成於現在與未來；顯現於日常生活，卻深藏於人類本性之中。沈陽師範大學教授趙慧平有一段評論，可以作為參考。他說：“從充閭先生開始散文創作直到今天，盡管在題材、主題、藝術表現方式等方麵有了明顯的發展，完成了由古典向現代的轉型，但其基本的藝術精神還是沒有變化—他依然屬於中國正統知識分子，而且是保留儒家思想因素較多的知識分子，盡管他廣泛地學習西方現代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理論和文學理論，並由衷的讚歎，但他還是沒有改變他的文化立場，還是隻能從一個文化主體的視角以自己的經驗理解和吸收，將其納入既有的思想理論體係之中。這並不是他對待西方現代文化思想的吸收缺乏真心，而是文化交流的規律所決定的。這也是中國新文學發展曆程的縮影。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不隻是傳統文化與文學精神的傳承者，他屬於當代，屬於具有世界性、現代性的現代知識分子。”
關於寫作中體現現代性，已如上述。我寫曆史人物，並不滯留於流行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道德層麵的評判，而是把他們還原成一個現實的人，一個複雜的多側麵存在的人，將視點聚焦在他們現實生存背景下心理發展的邏輯上。曆史是通過發現而存在的。通過展現這些人物不同的生命意識、生存方式以及在特定的生存環境中獲得的生存狀態，達到對人性、人生、社會、曆史的深度思考。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種可觸可感的精神存在。羅曼 羅蘭說過：“一個民族的政治生活隻是它生命的浮麵；為了探索它內在的生命—它的各種行動的源泉—我們必須通過它的文學、哲學和藝術而深入它的靈魂，因為這裏反映了它的人民的種種思想、熱情和理想。”處於基礎地位的民族凝聚力主要來源於民族文化，來源於民族文化的認同。而這種文化的認同，又有賴於對本民族、本地區的曆史、文化進行全方位的探求與審視，從科學、辯證的唯物史觀出發，梳理出一部深刻的曆史、文化圖卷，並判斷出準確的曆史、文化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