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每個人的知識背景都是先於經驗而存在的；而人類本身又獨具一種頑強的尋根意識，驅使他們不懈地致力於文化傳統的整理與發掘。我國知識界通過對五四運動的回顧和傳統文化的審讀，現已有了較為理性的思考，認識到由於傳統的無所不在且根深蒂固，由於任何新事物總是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存在於它們之前的某些成分，離開固有的傳統侈談什麼形式與實質是難以設想的，再現代的人也難以逃脫“過去的掌心”。即便是生活在“五四”時期—用聞一多的話說，這是一個事事以翻臉不認古人為標準的時代，也不例外。
關於立與破的問題，可說的話題不少。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些製度的改革，常常是不破而立，或者立而後破。比如考試製度，不能說盡如人意，它帶有明顯的偶然性，考生的臨場狀態、考題的準確程度，都難於把握；而且，考卷判分者的人為差異（據說高考中不同判卷人之間會相差十幾分），也難以避免。可是，人們還是認可它在概率上的成功，並不想徹底破除它。再如普選權，是以每個成年人的人頭為標準的，至於參政能力、教育程度、素質高低、信息掌握等則略而不計，隻能以智力、能力意義上的公平為代價，換取人格意義上的平等。考試也好，普選權也好，就其實踐標準與操作結果來看，並不完美、圓滿，或者說付出了許多代價，但在目前還拿不出一個代價更小、更客觀合理的辦法之前，還必須堅持使用它，誰也不會愚蠢到一破了之。“文革”中說得最多的是“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可是，最後究竟立了什麼呢？小平同誌講發展是硬道理，強調不爭論，這種大智慧是在汲取了過去的慘痛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丁：2007年，我們曾經請俞曉群先生在文化觀察專欄裏，全麵地回顧了中國“國學熱”。他寫了四篇文章，梳理了中國“國學熱”的曆史，這使我們看到，“國學熱”是一個貫穿了現當代史的曆史事件，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新世紀三次大的“國學熱”，猶如一個潛水者，不停抬起頭來，使我們注意到了，曆史文化傳統從來沒有沉睡過，他隻是被遮蔽著，偶爾由潛在變為顯在而已。從文化層麵來說，我認為曆史文化散文的寫作，始終是一個潮流，其文化意義重於文學意義，是一次全民參與的曆史文化課補課運動，是近代文化記憶斷裂後的反彈，您如何認識曆史文化散文的角色？
王：我同意您的看法。文學評論家古耜說：“曆史文化散文在本質上就是回眸民族曆史，重估傳統文化的產物。”作為自覺的文化的傳承者，“王充閭的曆史文化言說，並不以曆史的通俗化和生動化為最終目的，而是注重在曆史的長河裏高揚文學的主體精神，通過文學的觀照來豐富曆史的內涵”。
在我看來，寫作曆史文化散文，實際是保持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天下情懷”和理性精神，以對民族生活與社會發展的使命感與責任感，站在民族生存與發展的角度，觀照人們的精神存在狀態，汲取當代先進的文化思想資源，以現代思想解讀和反思傳統文化，解析曆史，把人的生存與生命意識提高到藝術表現的中心位置上來。如果把“存在”作為關涉人與世界的本質的範疇來理解，那也就是在做米蘭 昆德拉所說的“存在的勘探者”。
而您對這個問題有更為超拔的認識。最近，您在給我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認為非常精辟：“曆史事件、曆史人物等文化散文寫作，不在於帶著大眾重新溫習曆史事件，不在於說出一些更背景化的真實，而在於讓大眾建立自身和文化傳統的聯係，認識自己，即了解自己的文化身世，回答‘我究竟是誰’，‘從哪裏來的’問題，當然是要說出‘要到哪裏去’的結論。現代化是一個曆史潮流，我們要到哪裏去？作家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其實就是參與了精神家園的建設，即餘英時所說的‘文化重建’。作家所參與的‘文化重建’是通過構建文化記憶完成的，其中作家的真情實感、生命體驗、生活體驗是文化記憶碎片的粘合劑。”不光是“勘探存在”，還要“認識自己”，要參與“文化重建”。這對於我們這些從事曆史文化散文寫作的人，富有啟迪性，甚至可說是指導性。
丁：在過去這十三年裏，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傳統曆史文化的文本，從唐浩明的諸多作品到《明朝的那些事兒》一類的讀史筆記，同時在大眾傳媒上，現身了諸多的文化英雄。餘秋雨、易中天、於丹等等。我們所注意到，是否有一個潛在的危險？他們對於經典的解說，在大部分讀者中已經成為新的經典。文化傳統和曆史記憶是否是原來的模樣？取舍之後的充滿當代經驗解讀，是否就是文化經典的現代化？“熱”，會不會是一種新的解構和破壞？曆史文化散文隊伍龐大，曆史文化記憶越嚼越香，但同樣也泥沙俱下。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王：傳統文化的某些思想資源契合了當今人們的心理需求，人們希望從傳統文化中尋求價值標準和道德規範。這是現時“傳統文化熱”的思想基礎。對於站在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前沿，立足現實，挖掘傳統文化精髓，展示傳統文化魅力的一切努力，我們都應加以歡迎。在這種熱潮中，一些學者走出書齋，借助電視等大眾傳媒對傳統文化做通俗化的解讀，至少喚起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啟發人們重新認識它的價值，對此，不能一概加以否定。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傳統文化所代表的觀念係統，是在改造自身及自身生存環境的曆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本身就是一種與現時流行的文化概念不同的人類文化結晶。因此，對它的任何闡解都必須還原到其所據以產生的社會環境和曆史語境中，並以符合其自身特質的思維方式、文化觀念來進行，否則就無法準確地傳達其深邃的內涵。現在有些解讀，“郢書燕說”，隨意穿鑿附會，無疑失去了本來的意義。就這個層麵上說，您的擔心是有根據、有道理，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的。在我們這裏，學術的命運常常有兩種，或者冷在一旁，無人問津，或者被功利化地加以改造—其“道”視同敝屣，拋棄在一旁，而“術”被放大和假冒，成為實用手冊之類的暢銷品。其實，那種頗帶隨意性的“現代化敘事”傾向早就存在了，康有為曾經“現代化”地重構孔子的思想，章太炎把老子塑造成現代無政府主義的鼻祖，都是這方麵的顯例。最典型的還有莊子。晉人郭象，乃大有功於《莊子》者，他在文本的闡釋與傳播上，有其不可磨滅的勞績；但他在解《莊》過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需要，加雜進大量個人的私貨，以致有人調侃說：“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正是由於他所秉持的基本是傳統儒家的觀點，因而對於《莊子》的詮釋，帶有明顯的傾向性。看到儒家援莊以弘儒，釋家便“照單請客”，也拉拽著莊子去證佛，或者以佛解《莊》，將莊子梳妝打扮成釋迦牟尼的同道。那種情景，正如宋人黃郛所說的：“道家援之以入道，儒家挈之以合儒，釋家引之以證釋。千歧百出，淆亂是非，豪奪巧偷，莫知所可。”
而他們這些人，近代的康有為、章太炎也好，古代的郭象也好，都是學術大師，至於那些連古文基本功都不具備的“學人”，望文生義，隔靴搔癢，可說是“自鄶以下無譏焉”。道理很簡單，解讀經典，如果除了膽量之外，並無精深淵博的學識作為支撐，那麼，這種“文化熱”必然淪為以亂解誤解、犧牲經典為前提，不斷製造出把道具當成主角的笑料。這種情況，令人聯想到中國“古建”的命運。對於有價值的但已經破損的古代建築，有些人出於愚昧無知，有的則是以“發展經濟，帶動旅遊”為名，按照現代的標準、規格進行改造翻修，名曰重建，實是破壞，所謂“建設”中的破壞，為害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