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影視劇，我沒有更多的話語權，因為完全是外行。但作為一個觀眾，對於曆史題材的影視作品也並非沒有看法。我以為，作為影視題材，封建帝王，特別是清代帝王的數量過大，而且頌揚失當，再就是過多地張揚了“權謀文化”，這裏有個導向的問題；且不說許多影視劇，史實誤置，知識混亂，編導者一味在那裏隨心所欲地狂吹亂侃。令人想起辛棄疾的兩句詞：“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有的辯解說，作為藝術作品，虛構是影視劇的本性，不能把它作為曆史教科書來要求。道理上是這樣，但要分析虛構的範圍與藝術虛構的實質是什麼。有的可以虛構，應該虛構，而有的則不屬於虛構範疇，並非一切史實錯誤都能夠用“虛構”這個大袍子加以掩飾的。
還有一種說法：“謅書咧戲”嘛，無妨戲說，看看熱鬧而已，誰會那麼較真！這句話也大可斟酌。真的是“關公戰秦瓊”，人們都知道是笑話，倒也無妨；怕的是真假難辨，以假亂真。這裏有個思想傾向的誤導和曆史知識的錯誤傳播的嚴重後果問題。生活中我們都能體會到，信息來源與信息內容，是相輔相成，互為作用的。你在獲得一種信息時，總是特別重視信息的來源，因為它決定了信息的可信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大腦的忘卻機製在起作用，信息來源決定可信度的效應會逐漸消失，天長日久，信息內容就占據了主導地位，就是說最終起作用的是信息的內容。而影視劇由於其通俗易懂，情節生動，加上接受時段的先入為主，盡管存在一些思想誤導或知識誤置，人們尤其是青少年會忽略了它的“戲說”性質，而把它作為正確的東西接受下來。現代科學對此已從理論上作了驗證，西方傳播學家稱之為“休眠效果”。
丁：就傳統文化來說，您覺得當前應該注重什麼問題？曆史文化散文新境界應該是怎樣的？
王：關於頭一個問題，我覺得有兩個方麵應該注意：一是對外要樹立積極的文化競爭策略。我們中國有著悠久的文明傳統，傳統文化蘊涵極深，生力未竭，我們在把它作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加以開掘和重塑，以助推社會進步的同時，應該擴大它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成為迅速和平崛起的大國。但是，相對於物質產品來說，思想文化資源在現代社會中的開發與發展，特別是參與國際同類產品市場的競爭，還十分薄弱。目前，在世界各地開辦一些通過合作形式以培訓漢語為目的的“孔子學院”，有助於樹立中華民族的文化形象，但在國際文教市場上仍屬初級低附加值產品，對於提升國家的軟實力、增加異質文明體係之間的相互了解與認同，作用有限。還應在書籍、網絡、學術研討會、大學講壇、學術刊物等凝聚著豐富的人文價值信息的高級精神消費場地，加大占領的比重。當今時代，誰的傳播手段先進、傳播能力強大，誰的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就能更廣泛地流傳，進而更有力地影響世界。對此，中央已經高度重視，明確提出努力增強文化軟實力，進一步提升中國國家形象，構建文化中國的國家形象的要求。北京奧運會的實踐充分證明了，當我們以文化的姿態麵對世界、參與世界的時候，世界對我們的接納度也隨之更高，我們獲得的反響也更為強烈。
二是對內要倡導人文精神。從曆史上看，商品經濟對於人文精神的發展起過重要的推進作用。但到了今天，娛樂、享受型的消費主義已經使人文精神逐漸消解，對人的“存在”的思考，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人類命運的關注等形而上的終極關懷日益淡化。精神生活符號化，學術研究項目化，閱讀感官化、快餐化，文化傳媒化、明星化，欲望的滿足取代了意義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已經逐漸成為一種趨勢。近年來，有一個文化現象頗堪注意：相對於人文精神的消減，“謀略文化”卻十分盛行，許多人熱心於研究謀略，圖書市場“謀略熱”經久不衰。隻要你置身書攤、商場或官場中，立刻就能感受到這種氛圍。謀略的智慧依據是“爭”，是對立、爭鬥；謀略的手段在於“詭”；出發點是謀劃與爭取自身利益；在思維方式上，是一種以實用、功利主義為基礎的價值判斷。就其內在精神來說，是與我們所倡導的求真、向善、講和諧的社會價值體係相悖謬的。
前些天，我在回答《都市青年報》記者提問時，曾經說過：“當今的急務，迫切需要著力推進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進程，構建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現代化話語體係，以有效地詮釋固有的價值、理念，為‘中國模式’提供有力的價值支撐。”還談到，“現在研究國學，就是要立足於現實，與現實接軌，實現現代化的轉換，以重建符合當代需要的，以現代為核心的價值體係和文化體係，有力地提高國民素質和提升民族精神。實際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具有許多可以直接或間接對接的方麵。比如，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天人和諧、係統思維、辯證理性，以及反對極端、允執厥中的中庸理念，仍然富有現實意義，有的在戰略與策略上具有重要價值。”
說到曆史文化散文的新境界，我一向認為，應該是詩性、史眼與哲思的完美結合。幾年前，我在沈陽師範大學演講時，針對當前文學創作中哲學的貧困和審美的缺席的傾向，曾經提出作家要有深度的追求。我說，有人倡導“作家學者化”，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思想者化”。任何時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斷文學藝術質量的一個重要標準。因此，對哲理意蘊的開掘，已經成了廣大作家、藝術家的自覺追求。哲思，作為智慧之學，播種人生智慧；作為形上之學，具有深切的終極關懷。而就廣大讀者來說，他們並不滿足於一般性的消遣、娛樂—這在各種媒體上已經得到饜足—而是期待著通過文學閱讀增長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認識自我，獲取超越性的感悟。
其實，所謂深度意識，原是人類心理層麵的一種自在意識，不是憑空外加的。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斷探究其自身生存狀態，屬於人的本性範疇，是埋藏於靈魂底部的深層意識。尤其是現代人揚棄傳統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是力圖從本原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我同意薩特的說法：“作家的任務就是運用各種文學形式來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和個人感受。”以曆史理性的觀點去透視複雜豐富的曆史現象，以詩意的曆史觀去洞見曆史表象背後的精神隱秘和心靈軌跡。
出生於舊俄時代的列夫 托爾斯泰，由於具備人文精神與終極關懷，麵對民族的苦難，能夠將它上升到人類的痛苦、人類的命運層麵上思考。羅曼 羅蘭譽之為“俄羅斯的偉大的心魂”，“曾經是照耀我們青春時代的精純的光彩。在19世紀終了時陰霾重重的黃昏，他是一顆撫慰人間的巨星”。我們的魯迅先生也是這樣。
要實現終極關懷與深度追求，作家應該學會掌握“第二視力”，憑借“第二視力”的思想之光，照亮“對象—題材”，閃現出審美的絢爛。這是列夫 舍斯托夫在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提出來的。他把作家的眼光分為兩個視力，他說，“第一視力”是“天然眼睛”；而“第二視力”則是非同他人的作家自己獨具的眼光—視力。這“第二視力”可稱為“文化的眼睛”、“文化視力”。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