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學之筆再現張學良
——答《遼寧日報》記者問
《遼寧日報》編者按：
著名作家王充閭的《張學良：人格圖譜》一書麵世兩個月來，頗獲各界好評，高洪波、謝冕、蘇叔陽、古耜等著名作家、學者、評論家，或給作者發函、或通話、或著文，予以稱讚。《當代作家評論》雜誌、中國人民大學文藝思潮研究所等單位，亦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作家、評論家，定於近期對這部著作進行研討。日前，本報記者許維萍就這本新著的有關問題訪問了王充閭先生。
記者：現今，關於張學良的傳記、訪問記、回憶錄、口述曆史已經很多了，您還要推出這部《張學良：人格圖譜》，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王充閭（以下簡稱“王”）：作為一個“張迷”，每當翻檢那些記述漢公行藏身世、生平事跡的書籍，都對它們的作者不勝感激，感謝他們提供了那麼多豐富而翔實的史料、圖片和談話記錄；但同時又覺得有所不足—幾乎所有的著作都著眼於弄清事件的原委，而忽略了人物的內在蘊涵，有的雖也狀寫了人物，卻“取貌遺神”，忽略了鮮活的生命狀態，漏掉了大量作為文學不可或缺的花絮與細節；尤其缺乏對於內在精神世界的探索與挖掘。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它們屬於“史”的範疇，“史書者，記事之言也”（唐 劉知幾）。作為一個與漢公同鄉的作家，我覺得有必要以文學形式進行刻畫、描寫，使其精神風貌、行跡修為，更加深入人心。而“文學是人學”，這就要透過事件、現象，致力於人物特別是心靈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種可能性空間，發掘出個性、人格、命運抉擇、人生價值等深層次的蘊涵，並且鮮明地亮出作家的史識與見解，進而擔起人性燭照、靈魂滋養的責任。
記者：閱讀本書的強烈感受，是您撥開社會曆史事件的表層，以十五篇曆史文化散文的篇幅深入到張學良這位予曆史大轉折以契機的人物內在的精神世界，通過文學手法，於細微處為讀者描畫了其情感、性格特征，為少帥寫心。您在《別樣恩仇》一文中，剝繭抽絲般剖析了張學良與蔣介石的一生恩怨，也從本質上讀解了他們兩人思想、個性、人格方麵的差異；您以“不能忘記老朋友”為題，描寫了張學良與周恩來相交短暫但終生互慕互念的動人情愫；還在多篇文章中，以別致的手法描述了張氏與幾位女性的感情糾葛；通過他所接受的龐雜的文化影響，透視他的性格、命運，展現他那充滿悖論的七彩人生。那麼請您談談，您是如何將塵封的遙遠的曆史變換成讀者可以接受並可感可悟的形象？
王：我在書的《前言》中講了，作為文學作品，自不能以單純的紀實為滿足，還須通過文學的手法，運用文學語言，借助形象、細節、場麵、心理的刻畫，進行審美創造。此其一；其二，要以史家的眼光、哲學的思維對事實加以解析，窮原究委，探賾燭微，努力展現傳主的精神麵貌、個性情懷與人格魅力；其三，體現現實針對性。文學是曆史敘述的現實反應，在人們對於文化的指認中，真正發生作用的是對事物的現實認識。曆史是精神的活動，精神活動永遠是當下的，決不是死掉了的過去，而是一種靈魂撞擊、心靈對接、現實對話。書中有一篇，就是擬議中的我與漢公關於“鳳至大姐”的對話。作家寫曆史人物，不在於帶著讀者重溫曆史事件，說出一些更背景化的真實，而在於站在一個較高的視界上，引領讀者思考當下，認識自我，提升精神境界。今年三月，我在北京大學的講演中，曾以《曆史文化散文的現實關懷》為題，專門談了這個問題。
記者：看來，從事這類散文創作，既要麵對客觀曆史真實，又要對曆史作創造性地思考，進行具有主觀色彩的個人化敘述。請問您是如何處理這一關係的？
王：處理好曆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這是文化散文寫作中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散文必須真實，這是散文的本質性特征，一向被我們奉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藝術，唯其是藝術，作者構思時必然要借助於栩栩如生的形象，張開想象的翅膀，必然進行素材的典型化處理，作必要的藝術加工。尤其是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獨一以“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作為“曾在”，即意味著不複存在—特定的環境、當事人及曆史情事在整體上已經永遠消逝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複原態，隻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描摹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必然存在著主觀性的深度介入。因此，海德格爾說，曆史的真意應是對“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當然，這裏的經驗整合與藝術加工，必須建立在尊重客觀真實和散文文體特征的基礎上，不允許小說化的“自由虛構”。特別是有些散文種類是不能虛構的，比如，關於現實中的親人、友人、名人的傳記以及回憶性、紀念性文章，屬於寫作者同時代親曆親見親聞之事，與事涉遠古或萬裏暌隔迥然不同，必須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絕不能隨意虛構。比如，您剛才引述的一些內容，就必須真實，不容造假，須知，這類散文美學效果的實現，是憑借其豐富而特殊的客觀意蘊的，真實與否，關係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