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九一八事變78周年紀念日前夕，讀過您在《九一八，九一八》這篇文章中，對張學良所做的客觀描述和深入剖析，感到很解渴。應該說，這是張學良終生的傷疤與痛點，也是研究他、探索他所無法繞開的話題。那麼，您在創作過程中對於有關的史料、史觀、史識是如何把握的？
王：大前提是全麵準確地梳理史實，這是立論的基礎。一個有利的條件，是史學家包括他本人對這段曆史已經做了充分的展示。關鍵在於寫作中能夠運用唯物史觀作客觀公正的分析。一是統籌各個方麵，這裏既有對蔣介石不抵抗本質的判斷（這是他的既定方針），又要尊重曆史、不為尊者諱，指明當時的不抵抗命令確是張氏本人下的。這是一篇文章的主旨所在；二是“順藤摸瓜”，就張學良當時之所以做出這種選擇進行深入地剖析：其症結所在，是他事變前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缺乏清醒的認識，而在戰局拉開之後，麵對日軍的淩厲攻勢，他又由原先的滿不在乎一變而為“悚然驚懼”，進而產生了三個“錯誤期待”，一個“深層思考”；三是從思想根源、個性特征上探索張氏唯蔣之命是從的原因，指出各有各的賬，無論張氏如何主動攬承責任，蔣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是“板上釘釘”的。
記者：少帥一生具有不同反響的傳奇性，他的“無限可言說性”不僅在其個人生命曆程與曆史大勢的緊密聯係，更在其獨特的個性魅力。您在《成功的失敗者》、《人生幾度秋涼》、《將軍本色是詩人》等篇章中對張學良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毀譽參半、命運多詭的人物做出了耐人尋味的展現。我想這也是他能激發您的創作激情之所在。您選擇的創作對象都為曆史上的充滿矛盾的人物，是否有著特殊的考慮？
王：首先是這些人物具有一種原型屬性，本身蘊涵著諸多魅力，具有一般虛構人物所沒有的知名度，而且經過時間的反複淘洗、經久檢驗，頭上往往罩著神秘、神奇的光圈。我所選擇的客體對象，一般都具備深刻的精神內涵、鮮明的個性特征、充滿了矛盾與悖論的複雜的生命曆程。其次，曆史題材往往具有多義性、不確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備一種文體的張力。再次，從審美的角度看，曆史題材具有一種“間離作用”與“陌生化”效果。同現實題材比較起來，曆史題材能夠把讀者與觀眾帶到一個陌生化的時空當中，這樣可以更好地進行審美觀照。朱光潛說過：“年代久遠常常使最尋常的物體也具有一種美”，“‘從前’這兩個字可以立即把我們帶到詩和傳奇的童話世界”。是呀，我們小時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從前有一個什麼什麼”迷得如癡如醉嗎？
記者：最後，請您概略地談談對張學良先生總的看法。
王：張學良並非完人，更不是一個聖者，以他的本性，即使想“聖”也“聖”不起來；但他在華人世界中，無疑是一個公認的豪傑。他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也曾幹過錯事，平生可議之處頗多。曾經頌聲載道，又背過無數罵名。他是那種有情趣、有血氣、個性鮮明、贏得起也輸得起的人。對於他的舉措，人們未必全然讚同；但說起他的為人，他的器度，無不由衷的讚佩。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多故，信仰是駁雜的，所謂“背著基督進孔廟”，但對真理的追求，對祖國的熱愛，能夠終始如一。他的百歲光陰，載浮載沉，大起大落，確是一部歌哭並作、悲欣交集的情感標本與人生範型。作為性靈的展現、情思的外化，這一切都是意趣盎然、堪資玩味的。許多“政治強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閃電一般照徹天宇，可是，不旋踵間便驀然隕落，一朝風燭，瞬息塵埃；而張學良卻成了一個言說不盡、曆久彌新的熱門話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獨特的人格魅力，其間存有謎一樣的代碼與能指，可予破譯，可供探討，可加辨析。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