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說的因人而異，應該是一條重要原則。那麼，作為作家、學者，您將如何應對這種改變？在您看來，在當今社會，普通讀者有沒有必要進行嚴肅閱讀，讀一些經典和費勁的書？為什麼呢？
王：閱讀環境發生了變化，確有這個問題；但它不應成為某些人（我指的是需要掌握係統知識的人）的一種借口。不管怎麼說，閱讀的必要、閱讀的宗旨、閱讀所要達到的要求，並沒有改變。這裏我想說三點：一、借用普利高津1968年提出的“耗散結構”理論，每個人都是一個開放係統，不斷地同外界交換能量，需要不斷地充實、提高自己。特別是教師、編輯、記者、作家、廣大思想工作者，整天地向外輸出，如果不能及時補給營養、更新知識，就無法維持自身的“穩定的有序結構”，內耗過甚，必然難以為繼。二、知識分子被稱為民族的靈魂、社會的脊梁，舊時代叫“讀書種子”。從它的定義看，不僅有知，還要有識，要有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總之，都是一種自我覺醒、擔當意識。如果隻是靠瀏覽一些資訊，而沒有真才實學，又怎麼能勝任呢？三、讀書、思考，涉及人的基本需要。馬斯洛講五個層次。我把它簡化為三個：生存的需要（吃飯、睡覺），享受的需要（精神、物質兩方麵），實現自我（創造）的需要。實現自我，進行創造性勞動，不讀書能行嗎？聽音樂是享受，自己去演奏是實現自我。讀書、思考，既是精神享受，又是創造性勞動。
記者：那麼，您是怎樣堅持深度閱讀的呢？
王：我從前讀書是從興趣出發，比如我喜歡詩詞，就看了許多這類書籍。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視野開闊了，才覺察到自己知識結構的偏頗。我於“國學”有較好的基礎，從前曾係統地學習過；但對於西方文化，一直涉獵甚少。為了接上這條“短腿”，二十多年來，我耗神費力，讀了大量文、史、哲書籍，算是補偏救弊。1986年、1991年先後進省委、中央黨校，我敢說是讀書最多的一個，每一期讀書都在百部以上。
我覺得，光讀還不行，關鍵在於實際應用。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應用就是把它寫成文章，見諸文字，陳述見解。比如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特別是中國曆史上的人和事，我比較熟悉；但如何進行分析，亦即運用史識，掌握史觀，就大有文章了。分析曆史人物，在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他們所處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的基礎上，我還注意運用西方史學中已經證明有價值的一些現代科學方法，研究曆史人物的性格、心理、素質、命運等等。過去強調人民創造曆史，總體上講是沒有疑問的；可是，應用於曆史實際，有時解釋不通。拿破侖、彼得大帝、秦始皇、成吉思汗的曆史作用，絕非普通群眾可比。後來讀了恩格斯1890年致約 布洛赫的信，深受啟發。他提出“合力”說—曆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衝突中產生的，而其中每一個意誌，又是由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促成。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而產生出一個結果，即曆史事變。當然，在眾多合力中有主導與輔助之分。
除了從西方的文、史、哲中汲取營養，對於頭腦中固有的國學資源，我也進行了必要的梳理，使之同現代知識、智慧接軌。
記者：請您說說，通過閱讀獲得了哪些教益？
王：概括地說，就是長知識、增智慧、養精神。從創作需要出發，我更多地著眼於增強創造性與想象力，如果說教益，這方麵是很大的。創造能力的發揮，絕對離不開想象力—這份人生無窮無盡的財富。愛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本來，文學作品必須創造出不同於現實世界的藝術世界。像一位英國評論家所說的，小說裏的人生是蒸餾過的人生，是從生活裏來的，卻又不是原樣照搬，而是經過藝術加工，成為人生的精髓。可是，現在許多作品以所謂“寫實”為標榜，熱衷於現實情景的仿真，重複、模擬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對“文學是一種原創行為”的理念的高度自覺。我的想象力也是匱乏的，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我有意識地閱讀那些想象力豐富的有懸念的作品，很少看電視節目。我寫散文，但讀當代散文作品極少。我願意看短篇小說，特別是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卡爾維諾的小說，福爾摩斯、希區柯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