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原發意義上講，詩歌是一種口頭文學，是人類賴以互通情愫的一種傳達方式。《詩經 國風》，古詩十九首，李太白、白樂天、李後主、蘇東坡等大家的詩詞作品，大都富有音樂感，流暢、明朗，易懂、易記，因而得以流播眾口，傳誦千秋。而後來一些所謂“文人詩”，用語日益書麵化，特別是受清代乾嘉樸學“考經榷史、訓詁形聲”的影響，許多詩詞以艱深文淺陋，裏麵填塞大量經義、典故，佶屈聱牙，滿含“學究氣”，以致被人譏為“誤把抄書當作詩”，最後導致詩詞走向末路。
在當代詩詞創作中，有這樣一個現象：有些學者、文人腹笥豐厚，而且精通詩詞格律，可是，他們寫出來的詩詞卻味同嚼蠟，晦澀板滯，缺乏詩詞應有的優美、酣暢的韻味。其成因，我想，固然和長期沉酣於學術研究，習慣理性思考，以致阻隔了形象思維的發展有直接關係；但更大的可能是在創作路徑上有不盡順適之處。從前，流行著“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說法。這是說，練習寫詩，首先應該多讀多記前人的典範詩篇，做到爛熟於心，隨口都能吟誦。如果走的不是這條路子，而是先去刻意鑽研、死記詩詞格律，然後再像小學生填方格字塊那樣，按照格律去填寫、推敲，這樣，恐怕很難達到暢達的要求。
十多年前，上海大學吳歡章教授曾經指出：“如今寫作舊體詩詞，難不在合格入律，而難在運用舊有的形式完美地表現當代的社會生活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旨哉斯言！應該說，對於許多詩詞作者來說，實現這個要求，並非可以一蹴而就。當今詩詞寫作中，確實存在著一種偏向：有的作品，格律確也謹嚴，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詩性，隻是內容陳舊，詞句鏽腐，缺乏新的意境、新的氣息，根本不像出自現代人之手，引用清代性靈派主帥袁枚的說法，是“滿紙死氣，自矜淹博”。
最後，想談一談治祁先生的古詩今譯。我認為，以新體形式翻譯舊體詩詞，起碼要突破兩個關口：首先，要對所譯詩詞文本作深入、透徹的揣摩與剖析。這有賴於深厚的古代文學功底，嫻熟地掌握古典詩詞創作規律，並具備一副獨到的眼光。作詩固難，解詩其實也匪易。“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凡。”（呂居仁詩）但是，要譯古詩，就必須闖過這重難關，因為它是基礎，是前提條件。另一個關口就是語譯，亦即運用現代人的思維、語言、句法對舊體詩詞加以重構，實際上就是尋找新體與舊體詩詞的契合點。著名學者餘冠英先生早年曾選譯過《詩經》，他是深諳個中甘苦的：“有時隻是一個字，得費上幾天、甚至成年累月地琢磨。讀者看上去隻是很簡單的一個字，但實際上那是你長期研究的結果。至於準確地、原汁原味地傳達出原詩的意韻，真是比創作一首詩還難。”也許，正是通過解詩、譯詩這一番艱苦的磨煉，才使治祁先生不僅養成了熟練運用現代語言從事古詩譯作的本領，而且，進一步提高了詩詞創作的水準。
治祁先生在寫詩與譯詩的艱苦曆程中，踐履了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提出的“入門須正，立誌須高”的主張。他對於陶淵明的詩素有深湛研究，而且在創作中頗受其益。陶詩以人生態度與生命意識為根柢，不違心，不矯情，不虛飾，不強求，“寄心清尚，悠然自娛”，在平淡的述懷中顯現出身居亂世而潔身自好、一塵不染、自得自適的高尚品格，營造一種超功利的清淳淡遠、天機洋溢的藝術境界。我們從治祁先生的《聽江樓詩抄》中，不難發現陶詩的影子。正如陶淵明亦有金剛怒目式的詠史詩，慷慨奮激的詠懷詩那樣，在治祁先生的詩詞作品中，於淡煙疏影之外，也不時地閃現著雄豪俊爽的風姿。當然，總的都統一於高情遠韻的“素心人”的品格。
意猶未盡，以七絕一首足成之：
豪華刊落現清淳，萬卷羅胸筆有神。
探得陶家真髓在，哦詩如對素心人。
王充閭
2006年歲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