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迪策動的第一波“輿情”攻勢，和鐔成事件看上去是一點關係沒有的。
還是圍繞著這一期間的中心工作，疫情來的。
雖然整個荊州全境，大部分地區，尤其是人口密度大的區域都實行了隔離，導致了宣傳引導並不能像以往一樣通過“家長裏短”的方式開展，但是，隔離在家，生活物資不還得有專人負責配發嗎？於是，群眾們發現，那些往日裏生活在自己身邊的老熟人，那些消息靈通的人士，扮演了政府工作人員身邊的誌願者角色。
“知道嗎？此番疫情都是在揚州那邊傳播過來的。”
這是“知情人士”傳播出來的第一個勁爆的消息。
具體來說呢，有兩大傳染源，一個是從北地侵入的司馬氏軍隊，在深山老林之中數度盜掘墳墓，犯下了滔天罪孽，再加上亂捕亂食，有傷天倫，終於導致疫病開始在軍中大規模流行。另一個就是在廬陵郡和豫章郡逐漸流行起來的“蝙蝠文化”以及從入侵者手中收購了大量感染疫病的牲畜所導致的，此二地在疫病爆發之後，都沒有認真應對，反而是放任自流，終於通過某些途徑流入荊州各地，使大家飽受“牽連”了。
輿情司根據王迪的大綱簡單整理出來的內容就是這些，語言盡可能的粗鄙一些，畢竟，文化水平接近於無的臨時工和受眾群體，太“高雅”了聽不懂啊。
之所以上來如此引導，而沒有提別的事情，一是因為現在大家普遍關心的就是這個新聞，二是因為隨著隔離的時間日益增長而漸漸有了抵觸情緒，如果不作出一些解釋和聲明的話，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了，至於為什麼要從消息靈通人士口中流傳出來而不是簡單的官方辟謠，完全是因為，製訂隔離政策的就是官方，再由官方解讀的話，會給人一種自說自話的嫌疑，況且，經過之前幾年的積累，這些消息靈通人士已經有了相當的群眾基礎了。
而且，從這兩個角度引導，也有掃盲的作用。
這段時間以來，暗衛的調查已經有了初步的結果，千家萬戶中收藏的“五福臨門”，以及餐桌上開始漸受歡迎的蝙蝠等野生動物，可以視作是源頭（之一），而這些，原本就不是荊州的癖好，全都是近期從揚州那邊流傳進來的（從這個角度看，王迪的引導也不算是誤導，是有著合理邏輯的）。但是，到目前為止，人們認知中的疫災，一般是在水、旱、蟲、震等自然災害之後發生，或因季節失調，或因戰爭發生，類似於獵食野味暴發大疫則沒有記載（古代中國明確區分疾和疫，不具傳染性的疾病被稱為疾，而流行性傳染病被稱為疫或癘等。殷墟甲骨文已有“瘧疾”“疾年”等記載），這就導致，在這些引導性言論出來之前，心中有些不爽的人們認為這是瘟神作怪，或認為是陰陽失和所致（這也是古人長期以來的形成比較一致的看法，《禮記·月令》中就總結道：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三國時的曹植《說疫氣》也認為認為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因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導致的，晉人葛洪好一些，在《肘後備急方·治瘴氣疫》認為：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即便是唐代以後的《黃帝內經·素問遺篇》，也認為瘟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關，故有金、木、水、火、土“五疫”之稱。直到宋代，才有人提出，是病氣導致了疾疫，明代的吳有性則認為疫病是異氣（戾氣）所感，他於1642年編纂的《溫疫論》指出傳染途徑是有空氣傳染，有傳染接觸傳染）。
這種認知上的偏差，就導致了，在一些基本的預防手段之外，人們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投放在了紙船送瘟神等民俗驅疫鬼強化對預防的重視，為了確保糧食和飲食安全，有“迎貓”的記載（祈求貓神消滅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