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過800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不是增加，而是下降了。
今天的專欄說說城市化的話題。先告訴大家一個數據，你聽到之後也許會非常吃驚：中國在南宋時期的城市化率為22％，而到改革開放的1978年時，城市化率僅為18％。
也就是說，在超過800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不是增加，而是下降了。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由世界第一強國轉為“東亞病夫”的全過程。
中國的城市興毀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結果。自古以來，中國建城就是以政治軍事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國的都城，是獨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顯示，西周建立之後，分封了1000多個諸侯國。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即便一個諸侯國隻有一座城池，也起碼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鎮。
到了春秋末期、戰國初期，一些城市的規模已經非常之大，在當時的世界上無出其右。據考證，麵積在6平方公裏之上的城市起碼就有15座，其中，燕下都的麵積達32平方公裏，靈壽和臨淄分別為18和16平方公裏。臨淄有人口7萬戶，按平均每戶5人計算，是一個擁有35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與同一時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國的城市規模顯然要大幾倍，在希臘城邦臻於極盛的伯裏克利（約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29年）執政時期，雅典城的人口為15萬人。根據學者的計算，春秋末期的人口總數為3200萬人，而城市居民人數就多達509萬人，城市人口比重為15.9％。據此可以得出一個令人驚奇的結論：早在戰國時期，中國的城市化已然相當高了。
到了宋代，城市的繁榮達到頂峰，北宋首都汴梁（今開封）和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的人口都超過100萬，同時期的歐洲人簡直無法想象這個數字。據羅茲曼的計算，一直到1500年前後，歐洲最大的4個城市是米蘭、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隻有10萬至15萬。
進入明代之後，“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讓中國的人口繁衍速度大增，尤其以江南地區的增長最快，原有的中心都市無力接納，於是地理條件較好的農村向市鎮演化。而人口增加的同時，土地卻越來越緊張，漫溢出來的人口就順著棉業的發展而從事家庭紡織勞作，在這些農戶的周邊又自然地出現了大型交易集市。這些新型市鎮與傳統市鎮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它們興起的功能不是為農村消費服務，而是為農村生產服務，參與貿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農戶，而是大商販和巨額資金，他們的利益所得，來自於規模化經營和遠途販運。
史家將這一轉變歸納為中國城市化的“離心現象”—在其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集中，小城市變大，大城市變得更大；但是在中國，宋代以後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次減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擴充，明清兩代的幾個大都市，從人口到城區規模都比兩宋和元代時縮小許多，人口反而向農村靠攏，形成江南地區的眾多市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