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邊境人，因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這裏，那麼，對於日本人來說，便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
這個世界上，如果說有哪個國家的人民最喜歡研究自己的國民性，大概就是日本人了。
在當今的日本，正流行一個新的國民稱謂，他們管自己叫“邊境人”。學者岡田樹在去年出版了一部薄薄的《日本邊境論》，他在書中是這樣下定義的：在日本人的意識中，所有的高等文化都是其他地方創造出來的，因為作為世界中心的“絕對價值體”不在自己這裏，所以，日本人總是基於這種距離意識來決定自己的思維和行為。
岡田樹舉了很多事例以證明邊境人意識的存在。比如文字，日本列島原本是一個隻有聲音而無文字的社會，後來漢字傳入日本，日本人根據漢字發明了兩種類型的新文字。然而有趣的是，外來的漢字被稱為“真名”，而日本人自己發明的文字則被稱為“假名”，外來的東西占據了“正統的地位”。這在其他國家和民族，似乎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因為是邊境人，因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這裏，那麼，對於日本人來說，便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舉兩個讓大家吃驚的例子。
1893年，日本文部省想仿效西方各國，編一首歌供國民在重大節慶時詠唱，歌詞是從《古今和歌集》中找了一首《賀歌》加以改造。歌曲則是由英國公使館的軍樂隊隊長約翰·芬頓初創，然後又請德國人佛朗茨·埃克特編曲。也就是說，日本國歌的曲作者不是日本人。
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駐日盟軍司令部想要為日本擬定一部新憲法，於是，他們參照《人權宣言》、《獨立宣言》、《魏瑪憲法》和《蘇聯憲法》等，擬定了新的日本憲法。也就是說，現行的日本憲法不是日本人“根據自己的曆史經驗，集中了國民的智慧，經過長期努力形成的統一的國民意誌”，它隻是“戰敗的結果”。
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沒有改變上述任何一項的打算，這並不妨礙他們是全球最強大的經濟國之一，也不妨礙他們擁有獨一無二的文化和國民特征。這就是我們不了解的、以邊境人自居的日本人。
在進行近代企業史的研究中，我常常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在1860年代，中國與日本同時展開了工業化運動，前者稱為洋務運動，後者則是明治維新。那麼，為什麼伊藤博文等人在接觸了極其少量的信息之後，就迅速地做出了“脫亞入歐”的決定，而李鴻章、張之洞則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在似乎可以找到答案了：在伊藤博文看來，他們本來就是亞洲的邊境人，“脫亞入歐”無非是從一種邊境人成為另外一種邊境人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是，對李鴻章等人來說，要放棄的東西就實在太多和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