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宗國
古代社會變遷問題，曆來是中外學者感興趣的問題，特別是唐宋之間的社會變遷，近年來更是受到中外學者熱情的關注，出現了一係列的論著。而對於秦漢至南北朝時期，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社會變遷，似乎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也就是說還沒有注意從更長的時段，從曆史的發展和聯係中更加深入地去探討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問題。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金寶祥在《唐代封建經濟的發展及其矛盾》（金寶祥：《唐代封建經濟的發展及其矛盾》，載《曆史教學》，1954（5），收於金寶祥：《唐史論文集》，6～30頁，略有修改，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中，陳寅恪在《論韓愈》（陳寅恪：《論韓愈》，載《曆史研究》1954（2），收於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285～29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中，就曾對唐朝的社會發展變化提出了精辟的見解。到60年代，中外學者對於秦漢到魏晉南北朝，魏晉南北朝到隋唐，隋唐到宋的發展，在中國中古社會發展中所處的地位，更是提出了係統的看法。其中有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著眼點各不相同，有的從土地製度，有的從社會結構，有的從社會等級。如穀川道雄的共同體說，汪篯的從豪強地主到普通地主說（參見汪篯：《關於農民階級鬥爭在封建社會中的作用問題》，收於氏著：《隋唐史論稿》，318～31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汪篯：《兩漢至南北朝大族豪強大土地所有製的發展和衰落》，收於汪篯：《漢唐史論稿》，134～13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唐長孺的士族門閥說（參見唐長孺：《門閥的形成及其衰落》，載《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9（8）。），侯外廬的社會等級再編製說（參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36～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胡如雷的巨大變革論（參見胡如雷：《唐宋之際中國封建社會的巨大變革》，載《史學月刊》，1960（7），收於氏著：《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324～34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這幾種看法之間，雖然著眼點不同，論述的重點不同，著重的時段也不盡相同，但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相補充的。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極有見地的著作，如張澤鹹執筆的《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的緒論部分（參見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1～3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美國學者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第一章《導言》、第二章《士的轉型》。（參見[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1～81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中國古代的社會變遷、社會轉型，一般來說，由一個時期過渡到下一個時期，要經過幾次飛躍。以秦漢南北朝時期而言，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是萌芽、孕育階段，到秦正式進入這個時朝，其間經過了西漢武帝到東漢光武帝的變革、西晉的九品中正製、北魏馮太後及孝文帝的改革，到隋朝建立，正式結束了這一時期。（參見吳宗國：《試論中國中古社會變遷》，收於張國剛主編：《中國中古史論集》，1～10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社會變遷、社會轉型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土地所有製的發展。一個時期的土地占有情況和土地所有製的形態，決定了該時期的社會結構和曆史走向，並且決定了這個時期的社會麵貌和思想文化。
下麵我們就漢唐與中國中古社會變遷問題進行一些探討。從中國古代曆史的發展來看，漢唐是中國曆史上兩個偉大的王朝，它們不僅都繼承了剛剛統一不久的王朝，而且繼承和發展了秦朝和隋朝在建立新的政治製度和鞏固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等方麵所做的努力，在曆史上都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
兩個朝代的外部條件，主要是周邊民族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漢朝時，對內地影響最大的是北方的草原民族，他們以遊牧為生，受自然條件特別是氣候條件影響很大。而唐朝北方草原民族依然存在，但是在東北、西北和西南興起的民族大多是農業民族或者是農牧民族。
至於漢唐兩個朝代本身，它們的起點極為相似。建國初期，都存在大量自耕農，社會經濟都受到嚴重的破壞。後來雖然同樣走上恢複發展的道路，但是由於兩個朝代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不同，發展方向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