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代變化的起點
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大鐵犁是這個時期生產上最偉大的成就。（參見張傳璽：《兩漢大鐵犁研究》，載《北京大學學報》，1985（1），收於《秦漢問題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大鐵犁的使用，不僅使深耕成為可能，而且提高了耕作效率，使大麵積的耕種成為可能。同時也加強了農民在生產工具上對地主的依賴，這樣在漢朝就發展出了人身依附關係很強的豪強大族大土地所有製（參見汪篯：《兩漢至南北朝大族豪強大土地所有製的發展和衰落》，收於氏著：《漢唐史論稿》；田餘慶：《秦漢魏晉南北朝人身依附關係的發展曆程》，載《中國史研究》，1983（3），收於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59～88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出現了地主的大田莊（參見田餘慶：《大地主的田莊》，見翦伯讚主編：《中國史綱要（修訂本）》，上冊，161～16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地主大田莊出現以後，莊園內部的社會分工加強，而整個社會的手工業和商業反而不如西漢發達。正是由於商品貨幣關係的不發達，使得豪強大族長期占有土地成為可能。到魏晉時期，在豪強大族長期保有土地，並世代擔任地方和中央重要官職的基礎上，形成了士族門閥和門閥政治。
二、南北朝到隋唐，農業生產的巨大變化
從南北朝到隋唐，農業生產經曆了兩個巨大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主要是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方麵的。南北朝時期冶鐵有兩個重要的變化。一個是冶鐵技術的提高，鐵的硬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這樣就可以使農具變得更加輕巧，在經濟發達地區，小鐵犁逐步代替了大鐵犁，一頭牛就可以牽引前進，加之配套農具的完善，一家一戶就可以獨立地從事生產。生產力的提高改變了生產力的性質，使農業生產逐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個體生產。還有一個就是冶鐵業擺脫了官府的控製，從官府走向民間，這就為這種改進了的鐵犁的推廣普及提供了條件。而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鐵犁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改進，輪作複種製也逐步發展成熟。（參見林立平：《唐代主糧生產輪作複種製》，載《暨南學報（哲社版）》，1984（1）。）所有這些就構成了新的變化的起點。
第二個變化是唐朝農業生產巨大發展。由於土地開墾麵積的擴大，單位麵積產量的提高，唐朝的人均糧食產量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這是唐代農業生產發展的集中表現。8世紀末，陸贄在《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中談到，當時京畿之內與關中地區，“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級中等，租稅半之”（陸贄：《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唐代地租率一般為百分之五十。當時關中畝產量在一到二石之間，至於當時一般產量，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在《論時疏書》中說：“營公田一頃，不啻得計，平收一年，不減百石。”（王溥：《唐會要》卷八五《逃戶》，北京，中華書局1990。）9世紀前期，李翱在《平賦疏》中說道：“一畝之田，以強並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李翱：《李文公集》卷三《平賦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在八、九世紀，通常是把畝產量定為一石。唐一畝合今0.783市畝，一石粟合今81市斤。唐畝產粟一石，合今一市畝103市斤。
天寶年間，唐朝政府控製戶口900餘萬戶，5200餘萬口。而據杜佑估計，當時實際人戶當有1300萬至1400萬戶，以每戶五至六口推算，全國人口在7000萬人上下。除去休耕地和種植桑麻等經濟作物的土地，種糧的土地當不少於交了地稅的620萬頃。據此，胡戟先生推算，盛唐時期全國每年糧食產量可達六億石，合今近500億市斤，平均每人700市斤。（參見胡戟：《從耕三餘一說起》，載《中國農史》，1983（4）。）其時實有人數按1400萬戶，每戶六口計，人均糧食已可達600斤。而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每戶占地六七十畝的情況下人均糧食可達800斤至900斤。唐朝人均糧食達到六七百斤，即使僅限於經濟發達的地區，這也是一個奇跡。這個奇跡的出現，除了盛唐時期人口的數量、耕地麵積和單位麵積產量都達到了一個非常良好的比例，還由於唐代農業的發展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正是人均占有糧食數量的高水平這樣一個奇跡，大大提高了農民對過量征發以及自然災害的承受能力；為社會分工的擴大，為手工業、商業的發展，特別是城市的繁榮創造了條件；並且為政治、軍事和文化等各方麵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從而成為過渡到新時期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