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變化對於唐朝初年的自耕農來說，有著深遠意義。正是由於生產力的個體性質，加強了農民在生產上的獨立性。但是這並沒有使農民擺脫土地被兼並的命運，因為小農經濟是不穩定的，任何天災人禍，特別是國家進行的戰爭和橫征暴斂，都會使他們失去土地，破產流亡。而隻要有商品貨幣關係的一定發展，土地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也為中外曆史所證明。因此，從武則天統治時期開始，農民的破產逃亡和地主官僚的兼並土地勢不可擋地向前發展。“天下戶口，逃亡過半”，可能有些誇大。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李嶠所說的“天下編戶，貧弱者眾，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糧；亦有賣舍帖田，以供王役”（《唐會要》卷四九《像》。）。這應該是實際情況。半個世紀後，到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更出現了唐玄宗在詔中所說的嚴重情況：“如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吞並……致令百姓無處安置，乃別停客戶，使其佃食。”（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四九五《邦計部？田製》，北京，中華書局，1960。）
武則天以後，雖然土地兼並日益加劇，自耕農的比重下降，但是，直到開元天寶年間，自耕農的數量還是相當大的。從武則天末期的神龍元年（公元705年）到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唐朝政府控製的戶口由615萬戶，增加到918萬戶，5288萬口。而根據杜佑在《通典》上的估計，當時的戶數，少猶一千三四百萬戶。這不在戶口上的四五百萬戶，除了沒有搜刮出來的自己開荒墾種的逃亡農民，大部分都是地主“潛停”、“別停”的客戶，也就是地主的佃戶。（參見《陳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北京，中華書局，1962；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一《聽逃戶歸首敕》，北京，中華書局，2008。）而在籍的900萬戶，除了一部分地主的佃戶或租種地主一部分土地的農民，相當大的部分是自耕農。元和年間皇甫湜在對策中說：“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三《製策一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三、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
從整個手工業的發展來看，唐朝以前，主要以官手工業為主。漢唐也都有發達的官營手工業。它們之間都是由官府經營的，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
南北朝以來開始從以官手工業為主向私手工業為主發展。這裏包括先進技術向民間擴展，某些生產部門產區的擴大和產量的增加，例如冶鐵。還有工匠身份的變化，國家對工匠控製方式的變化，例如唐代由輪流番上到交納資課。
唐朝傳統的手工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如冶鐵、造紙。有些手工業部門從原有部門分離出來，如製瓷。還有些手工業部門開始從農業中獨立出來。地區分工也有所擴大。
商業是整個經濟運轉中一個重要環節，是聯係生產和消費，手工業和農業、牧業，乃至海外的橋梁。
西漢的商業有相當的發展，商品主要是日用生活品和生產生活必需品，例如鹽、鐵。還有各地的土特產品和工藝品，主要是滿足貴族官僚奢侈享樂的需要。
唐代城市商品構成，除了奢侈品以外，許多行業經營日常生活資料和各種手工業產品，還有書籍、文具。這反映了地主經濟的發展，地主進入城市，地主文化水平的提高。農產品的商品化，主要是糧食的商品化，也是唐代商業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這和經濟作物的生產主要是茶葉生產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對外貿易，從漢唐的陸上絲綢之路到唐代的海上絲綢之路、瓷器之路，商品的品種增加了，規模也擴大了許多倍。
唐代商業和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既是唐代經濟社會發展主要內容，也是唐代社會變遷的巨大動力。（參見林文勳：《商品經濟與唐宋社會變革》，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