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史學，是漢唐眾多精神文化成果中最具代表性者。賦和樂府詩，為兩漢文學的主要方麵。後者係官設樂府采集的各地民歌，其語言樸實，形象鮮明，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和民眾呼聲，是漢文學中的瑰寶。唐之文學空前繁榮，尤以詩歌最光彩奪目。僅清人所編《全唐詩》，即收錄了2300多位詩人的48900多首詩作。其他如古文運動及傳奇、變文等，也都在古代文學史上譜寫了重要的篇章。西漢司馬遷的《史記》，開我國紀傳體史書的先河；東漢班固的《漢書》，則是紀傳體斷代史的鼻祖。自唐開始設立史館，以後官修正史成為一種製度沿襲下來。在二十四史中，唐代修撰者即多達八部。中國的曆史編纂學之所以高度發達，為世所僅有，漢唐史學無疑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二、良好的國家管理體製
漢唐時期的國家管理，相對良好，故而不斷出現所謂的“治世”、“升平”、“中興”等。如兩漢的“文景之治”、“昭宣中興”、“光武中興”、“明章之際，號次升平”；唐代的“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等。這也是漢唐曆史之所以具有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知道，“漢承秦製”。漢帝國基本繼承了秦代所確立的以皇帝製度、三公九卿製和郡縣製為主要內容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並有所調整與完善。而這一國家管理體製，基本上與以小農為主體的古代社會相適應，能夠較為有效地保障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的增長繁榮。西漢初，社會殘破，經濟凋敝，“民失作業，而大饑饉”，但經過漢政權五六十年的運作治理，當武帝即位時，社會經濟不僅得到了恢複，而且有了很大的發展。《漢書？食貨誌》稱：“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這一史實雄辯表明，當時政治體製下的國家管理，是卓有成效的。唐時，國家管理體製又有重要的發展變化：即中央政府由漢時的三公九卿製演變為新的三省六部製。這種新體製滿足了兩方麵的需要：一是強化皇權的需要，二是封建國家日益細密繁忙的政務需要。它較為徹底地改變了舊體製下宮官府官不分的弊端，使中央官府的科層結構更加明晰，大大增強了政府職能。曆史證明，唐實行的三省六部製，與我國封建時代後期的發展是相適應的。所以此製為唐以後曆代所沿用，垂千餘年而弗改。
綜觀漢唐管理體製下的吏治，是頗值得稱道的。所謂“吏治蒸蒸，不至於奸，黎民艾安”（《漢書》卷九〇《酷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並非全是溢美之辭。當時官吏任職流動的速率很大。如西漢丞相平均任期為4.55年，與現代任期製常見的4—5年基本相同。東漢的三公，平均任期隻有2.43年，變動速度更快。現代一些發達國家，有意識通過各種方式造成公職人員的頻繁流動，以求提高人員的素質，增加公務員隊伍的活力，使行政機構保持良好的辦事效率。其實，我國早在漢唐時期，便有了這方麵的實踐。再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漢唐各級官府工作速度極快。據20世紀70年代出土的一則居延漢簡材料（74.E.P.F22：162—165）可知，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五月二日光武帝下詔大赦，八月初遠離國都洛陽數千裏的邊郡居延地區便已按照規定把有關事務處理完畢，並具文呈報朝廷。這樣的速度，在今天看來，也是相當快的。何況當時東漢尚未完全實現統一，仍處於戰爭狀態之中。這裏還需要特別說一下作為漢唐國家管理體製重要內容之一的人才選拔製度的問題。因為任何一種體製，都必須通過具體的人的操作運用，方可發揮其功能。所以關於人員的選用，就不能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漢唐人才的選用雖然是多渠道的，但其中最能體現時代精神並具有進步性的途徑，當為漢之察舉和唐之科舉。從根本上講，察舉與科舉，都是分科選拔人才的製度。但前者的關鍵在考察後的舉薦，而後者的關鍵在考試，即“一切以程文為去留”（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79。）。毋庸諱言，察舉製和科舉製，在實行過程中，都存在許多弊病，有的還相當嚴重。但不可否認的是，通過這兩種製度，漢唐統治者選拔了相當可觀的一批具有較高素質的優秀人才，對於鞏固和發展帝國的事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進取開放的時代風貌漢唐
時期，人們普遍具有的進取開放精神風貌，反映了時代的特征，也是漢唐曆史魅力之所在。西漢的開國之君劉邦年輕時在鹹陽看見秦始皇後，即當場大發感慨：“大丈夫當如此也。”（《史記》卷八《高祖本紀》。）有是君必有是民。翻開兩漢的史冊，諸如“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漢書》卷六四上《主父偃傳》；《後漢書》卷二七《趙典列傳》、卷三四《梁統列傳》、卷六六《陳蕃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一類大言大誌的記錄，幾乎隨處可見。兩漢湧現的一批立功邊疆異域的誌士仁人，他們的行為亦典型展現了時人的積極進取精神。如張騫的“鑿空”西域，班超、班勇父子經營西域等，皆其適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