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時則進一步將此進取性具體化為一種積極入世的參與精神。不少人懷縱橫之誌，以將相自許；一些人則以濟世安民為己任，日為蒼生忙，忘己愛蒼生。特別當國家危難之際，這種積極入世的精神每每又同愛國獻身精神相結合，呈現出舍身報國的威武雄壯場麵。唐人的不少詩句都十分典型地反映了這種情形，如李白：“安得倚長劍，跨海斬長鯨”，“過言誓流水，誌在清中原”；杜甫：“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劉長卿：“報恩看鐵劍，銜命出金閨”，“赴敵甘負戈，論兵勇投筆”；李賀：“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等等。此輩的行為和精神風貌，對唐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亦顯現出該時代曆史獨特的魅力。
漢和唐均有博大包容的氣度，體現了一種開放的胸懷。當時通過陸上和海上的絲路，與亞非眾多國家乃至歐洲建立了聯係，促進了漢唐王朝同世界的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唐代還大量接納各國留學生，允許外來宗教的傳播，更顯泱泱大國風範。特別是在對外關係及民族關係的處理上，漢唐都相當的寬容。漢武帝有一個大臣金日，是匈奴人，武帝臨終，還托孤於他，足見信任。唐代大臣中的少數民族和外國人士，極其常見。如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中，僅突厥族就達100多人。不少外國留學生仕於長安，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唐太宗甚至公開表示，對於夷狄，“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唐紀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56。）。正是如此博大包容的開放氣度，方使唐社會“舊染既除，新機重啟，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30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漢唐時代的開放精神，在婦女身上體現得極為突出。漢世女子少節烈觀，婚外性關係普遍；寡婦再嫁及男子娶再嫁之婦都是極平常的事，乃至貴為皇帝、太子亦不諱忌。唐代女子更是開放自由。所謂“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汙”（李商隱：《樊南文集》卷八《別令狐拾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洪邁：《容齋三筆》卷六《白公夜聞歌者》，北京，中華書局，2005。）。尤其政治上，婦女參政之事屢屢出現，並最終造就了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從而創中國女權之最。
四、俊傑輩出，英才薈萃
漢唐時期，傑出人物輩出，形成一種英才薈萃的局麵。這同樣是該時期曆史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的一個重要原因。馬克思主義雖然認為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但從來也不否認傑出人物對曆史發展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尤其那些掌權的傑出人物，更是如此。考察漢唐，有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是，居最高統治地位的“明君”和居宰輔地位的“賢臣”比較多。這裏，不妨以西漢為例來看看具體的情況。西漢王朝共12位最高統治者（含呂後），自高帝至宣帝，連續八代基本上都可算是明君。其明君數量之多，當政時間之長，在曆史上均屬罕見。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西漢共有45人擔任過丞相（大司徒），其中50%以上的人，史傳所載事略都頗有政績，可稱作賢臣。其賢臣比例之高，也是少見的。唐代的情況與西漢類似。高祖、太宗、高宗、武則天、玄宗等，應該說都屬明君之列。即或是安史之亂以後，唐國勢日漸衰微之時，也曾出現號稱“中興”的憲宗以及頗有作為的武宗。唐實行多相製，宰相數量甚多，其中雖不乏平庸乃至奸佞之輩，但賢相、名相還是占有相當的比例。像房玄齡、杜如晦、馬周、姚崇、宋璟等，都是其代表性人物。前三位對於著名的貞觀之治做出了巨大貢獻，後兩位則是開元盛世的柱石之臣。唐後期亦出現有一代中興名相裴度。上述這種明君賢臣的領導格局，令漢唐政治相對較為清明，經濟政策相對較為符合實際，文化政策相對較為寬鬆，不封閉，不閉塞，從而給當時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比較大的空間，促其能出現一種大繁榮、大昌盛的局麵。
漢唐時期，除了皇帝、宰執層次較多傑出人物外，其他方麵的傑出人物更是層出不窮，可謂之群星璀璨。因限於篇幅，茲不一一列舉。
從時間上看，漢唐離我們已經很遠了。今天，我們追憶這段極富魅力的曆史，並不是要發古之幽思，而是要為現實及未來尋找一個有意義的曆史坐標，激發我們的曆史輝煌感，獲得前進動力。在炎黃子孫邁向現代化的征程上，“重振漢唐雄風”這個令中華民族倍感鼓舞的口號，應該說是合宜的，但它絕不是要再現一個曆史上的漢唐，而是超越漢唐，更上一個新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