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在對南越作戰前也以“太一”實行“兵禱”。《封禪書》說：“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鬥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此後武帝在更高規格的泰山封禪禮中祭祀太一（詳後）。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郊雍還，仍是“拜祝祠太一”。複令作明堂於汶上，“及（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太一成為與五帝並列，而地位在五帝之上的最高天帝。
其次為祭後土。
後土在《周禮？春官》被稱為土神。《禮記？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但後土又與黃帝相連。《禮記？月令》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後土。”鄭玄注：“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後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封禪書》記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冬武帝郊雍，以為“今上帝朕親郊，而後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司馬遷、祠官寬舒等請於澤中圜丘為壇以祭。“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後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據武帝後來說，“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後土，祈為百姓育穀”，知祭後土也為求土地之豐收，天地者相對，故後來封禪泰山及明堂祠太一五帝，也同祠後土。
不久汾陰得鼎，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以為傳說中泰帝、黃帝、禹皆興鑄神鼎，祭祀上帝鬼神；鼎是“遭聖則興”，應運至關中，“集獲壇下，報祠大饗”，得皇帝製可。而由於上述方士的解釋，也使祭後土與黃帝得寶鼎見神仙太一的說法結合，更加堅定了武帝得道登仙之心。據說武帝在得知黃帝鑄鼎成而騎龍飛升的故事後，感歎以為誠得如此，“吾視去妻子如脫履耳”。因此祭後土也和太一一起，成為漢武帝神仙祭祀的一項重要內容。
再次是封禪。
封禪是古帝王慶賀統治成功的告成之禮。《禮記？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玄注曰：“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燎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但儒家的封禪儀並未見流傳。故秦始皇始因封禪征齊魯儒生七十人，卻因其議論乖異難施，“由此絀儒生”。漢武帝封禪，也是聽了齊人公孫卿之言，以為封禪祭太一，就可以像黃帝那樣得道升天，“皆致怪物與神通”，“接神仙人蓬萊士”。且武帝初雖也“頗采儒術以文之”，但由於徐偃、周霸等群儒莫知其禮，又牽拘於詩書古文上的望祀射牛之事，批評諸事不合古禮。於是武帝“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舉行了封禪典禮，其中雖有“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的節目，但所定儀式卻是以太一後土分為主祭，並且封土之下“有玉牒書，書秘”，及“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都是服從方術之士之說，以求得道升仙。而泰山既封，方士更言蓬萊可求，“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曆北邊，至遼西而返。此後武帝並因南巡，遍祭名山大川，而封禪之舉又再行於武帝之朝。封禪和海上尋仙成為武帝的神仙追求中密不可分的兩個環節。
以上三種祭祀與郊雍等一起組成了漢武帝時期國家祭祀的主要內容。司馬遷《封禪書》總結說：“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後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遍於五嶽、四瀆矣。”薄忌太一以下也屬神仙祭。論者指出，秦與西漢國家祭祀有吸收地方神祠的特點，但是西漢中期以後的國家祭祀逐漸走上了禮製化和儒家化的道路（關於漢武帝以後國家祭祀的儒家化，參見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上篇之二，《西漢郊祀禮的成立》，35～80頁，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所以這些與儒家祭祀不符的名目，並沒有都被納入後來朝代的五禮之中。諸如太一、後土和封禪隻是到了唐代特別是玄宗朝才被全麵吸收，以至成為此兩朝代最堪對比的祭儀特色。
二、唐玄宗的汾陰後土祭與封禪大典唐玄
宗即位初期，除了宗廟祭祖之外，並沒有更多的祭祀活動。玄宗開元十年（公元722年），始以國子司業韋絛為禮儀使，“專掌五禮”（《唐會要》卷三七《五禮篇目》。）。這時玄宗即位十年有餘，治理國家初見成效，同時擴建宗廟七室為九室，祭祖郊天和祭祀汾陰後土等禮儀活動依次進行，摹仿漢武帝的行動也隨著汾陰後土的祭祀而展開。《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