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陰後土之祀，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玄宗開元十年（公元722年），將自東都北巡，幸太原，便還京，乃下製曰：“王者承事天地以為主，郊享泰尊以通神……將以昭報靈祇，克崇嚴配。爰逮秦、漢，稽諸祀典，立甘泉於雍畤，定後土於汾陰，遺廟嶷然，靈光可燭。朕觀風唐、晉，望秩山川，肅恭明神，因致禋敬，將欲為人求福，以輔升平……行幸至汾陰，宜以來年二月十六日祠後土，所司準式。”
汾陰後土之祀，其實武則天已很重視。據說當時曾移梁山神於祠加以裝飾，又於院外設壇，使有司祀如皇地祇而獲寶鼎。隻是武則天不曾親祀，玄宗卻於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二月“親祠於壇上，亦如方丘儀。禮畢，詔改汾陰為寶鼎”。據《唐會要》卷二七《行幸》，此事乃由張說請求玄宗，以為漢武脽上後土之祀禮久闕，“曆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墮典，以為三農祈穀”。所知是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中書令蕭嵩又上言稱“十一年親祠後土，為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佑，累年豐登”，請準舊事，“至後土行報賽之禮”，理由與張說如出一轍。玄宗從之，當年十一月，又再度親祠後土。
但是，祀後土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呢？與後土相對，儒家的土地神祇是皇地祇（貞觀、開元禮依鄭玄說又祭神州），《周禮？大司樂》有“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東漢以後多依行之，而後土在玄宗祠祭之前，隻是民間祭祀的神祇，唐玄宗卻升之為等同於“郊丘之禮”的國家祭祀，並在太常寺中專門設立汾祠署和令、丞來管理祠祭和日常事務。（參見雷聞：《論隋唐國家祭祀的神祠色彩》，收入《漢學研究》，第21集，124～128頁。）事實是九廟建成後，祭後土始與祭祖先相提並論，所謂“崇德配地，盡孝配親，存乎禮經，不可也”（《唐大詔令集》卷六六《祀後土賞賜行事官等製》，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祭後土被等同於皇地祇，這一點從上揭祭祀“如方丘儀”已可得知，《開元禮》也將後土附於卷二九《皇帝夏至祭方丘》中。而一些記載也表明，相對於皇地祇，後土神信仰與道教關係更為密切。開元二十年請求玄宗再度親祭後土的蕭嵩，就是“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煉自適”（《舊唐書》卷九九《蕭嵩傳》。）的典型道教徒。玄宗既然是學武帝，內裏未嚐不是服膺此道。
不過，如同漢武帝的汾陰得鼎，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後土之祀隻是後來封禪的一個鋪墊。由於國家政治穩定經濟富庶，玄宗誇耀“盛世”的禮儀活動也步步升級，同年舉辦郊天禮後，隨之而來是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的泰山登封。“於是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長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絛、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禮官於集賢書院刊撰儀注”。由於在此之前，高宗、武則天兩朝都曾舉行過封禪，故張說等除改高宗乾封以文德皇後配皇地祇為睿宗配，天後亞獻，越國太妃終獻為親王大臣等獻外，在形製方麵多有依取。《新唐書》卷一四《禮樂誌四》稱，其時立圓台於山上，又為圓壇於山下如圓丘之製。其玉冊、玉匱、石等，“皆如高宗之製”。盡管未必與漢代盡同，但是看得出不少做法是源自武帝。在封禪過程中也不難發現玄宗刻意模仿武帝的一些事例。如《舊唐書》卷二三《禮儀三》記“玄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侍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又說“先是玄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上人，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結果聽了賀知章的意見，將昊天上帝和五方帝采取分祭之法，昊天上帝由皇帝主祭，初獻、亞獻、終獻，皆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由大臣行事，所謂“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群臣祀臣位於山下”。為什麼山上，山下要分開祭祀呢？除了意在表明皇帝的獨尊外，所說“好淨”、“清潔”也是神仙所在和道家修行環境的一個最基本的也是最典型的要求。雖然唐代是祭昊天上帝而非太一，但是山上隻許皇帝祭祀，其實也正與武帝“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意義一致，天子獨受神仙眷顧的意義突出了。故當玄宗舉行典禮後隔二日，就在中書令張說“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複始，永綏兆人”的讚導之下，履行了受命神仙的手續。《文苑英華》卷七七三載張說《大唐封禪（或作“祀”）壇頌》記述和讚美了皇帝“禦萬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的過程，正道明了此次封禪的特殊用意。
與漢武帝大同小異的儀式和說法當然不是來自儒家祭典，但有一些做法卻屬於對儒典的改造。這一點，可從學士們訂立儀注的過程得以說明。在玄宗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禪中一個重要爭論，也是針對顯慶禮的重大改變，是關係到張說頌中所說“乃撿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一項的祭祀燔柴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