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玄宗在立觀祠祀的同時，也使神祇本身進一步道教化。《冊府元龜》卷五三《帝王部·尚黃老一》稱：“（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正月壬戌，置五嶽真君祠廟各於嶽下，選德行道士數人，焚香灑掃焉。”此乃因司馬承禎上言，五嶽神祇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而敕令建立的，“其形象製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為之”。為道教別立廟宇顯然是此期間玄宗推崇道教神祠化最典型的一項內容，於此學界已有專論（參見雷聞：《五嶽真君祠與唐代國家祭祀》。），本文不擬重複。但這成為山林川澤祭祀全麵歸同道教的開始。所知是天寶七載（公元748年）冊尊號赦文，不僅對前代真人、天師大加冊封，下令其洞宮山各置壇宇、道士，且宣言皇帝自己是“刻意真經，虔誠至道，冀憑玄佑，永錫黔黎。每朝理三清，則宵衣忘寢；或齋戒一室，則蔬食精專，不以勤躬為倦，務以徇物為心”（參見雷聞：《五嶽真君祠與唐代國家祭祀》。）。而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八月辛卯製更要求對“五嶽四瀆及名山大川得道升仙靈跡之處，宜委郡縣長官至秋後各令醮祭，務崇嚴潔，式展誠享”（《冊府元龜》卷八六《帝王部·赦宥五》。），使國家祭祀與道教神仙崇拜更加融為一體。
在擴大山川神仙祭的同時，可以發現玄宗封禪以後圍繞著以皇帝為中心的頌聖和祈福、求長生的其他祭祀活動與日俱增。《開元禮》卷一《序例上》小祀中有“五龍祠”一項，卷五一有“興慶宮祭五龍壇”一條。《唐會要》卷二二《龍池壇》記祠龍池的活動雖始於開元初，但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十八年（公元73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龍見於興慶池，因祀而見也。敕太常卿韋絛草祭儀”，祠祭進一步正式化。據韋絛所奏祭儀，是“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將祭龍池歸為祈雨的一類，並且也是采用儒家祭禮。但《冊府元龜》卷二六《帝王部·感應》記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五月壬申，京師旱，帝親禱於興慶池，是夜大雨”。而事後據侍中裴光庭等稱曾見高力士，“奉宣敕旨，親於興慶池，投龍祈雨”。可見這次祈雨用的是道教儀式。玄宗為什麼要在興慶池親自祈雨呢？很明顯由於所在是玄宗的潛龍之邸，所謂“符命之所”和“征祥所寶”（《冊府元龜》卷三一三《宰輔部？謀猷三》。），寄托著玄宗個人的符命征應，它的意義自然是保佑玄宗個人的長壽和統治能夠長治久安。
對於皇帝追求統治長久和長壽而言，一個更重要的標誌是千秋節的建立。《冊府元龜》卷二《帝王部·誕聖》記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八月五日玄宗生辰，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請將是日定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鹹令宴樂，休假三日”。千秋節當天，群臣須“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士庶百姓也要以絲結承露囊，作壽酒宴樂。由於甘露醇、萬歲酒、承露囊等大多與道教和仙人有關，所以千秋節本身就意味著皇帝將長壽和得道成仙。特別以佛道兩教皆不事殺生，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正月丁醜親迎氣於東郊，下製竟有“每年千秋節日，仍不得輒有屠宰”（《冊府元龜》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的禁令。諸州縣一些寺觀還有設齋行道之儀。《唐會要》卷五〇《雜記》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針對祠部關於國忌日行道散齋的奏文，敕旨批複：“京兆、河南府，宜依舊觀寺為定。唯千秋節及三元行道設齋，宜就開元觀寺。”其中千秋節與道教三元日相提並論，顯而易見是以道教為主。
以上千秋節由於是建在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以前，所以亦被收入《大唐開元禮》。其書卷九七“皇帝千秋節受群臣朝賀並會”載其儀與元正冬至朝會不同，不僅“張設並如尋常禦樓之儀”而舉行宴會，而且突出了壽酒甘露醇的獻受和“三呼萬歲”舞蹈再拜之禮。與千秋節慶壽有關，還興起了一項新的祭祀名目——祠壽星。《唐會要》卷二二《祀風師雨師雷師及壽星等》載，因大唐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七月十二日，“有上封事者，言《月令》雲，八月，日會於壽星祠於大社壇享之”的說法，故敕“令所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同月二十六日又“敕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老人星即壽星，其祭祀在《開元禮》成書之後，不過作為國家典禮也按儒禮規劃。《通典》卷四《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將之歸為“諸星”一類，注明“其儀具開元禮”。但老人星見是祥瑞，千秋節祭壽星與老人星見聯係起來，令人聯想到武帝的祭壽宮神君。而圍繞皇帝對長壽和得道成仙的企盼，宮廷內外不斷營造氣氛（如《冊府元龜》卷五四《帝王部·尚黃老二》記天寶四載正月甲子，“帝於內道場為兆庶祈福，親撰黃素文登壇。其文騰空，自飛上天，空中有言曰：‘聖壽延長。’”其結果是“皇太子、諸王上表賀”，並“宣示朝廷，光於史冊”。《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四》記“八載六月，玉芝產於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雲，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禦史中丞王入山洞，求而得之。”），唐國家祭祀也隨之表現了愈來愈以皇帝個人需求為中心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