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之武功，彪炳於史冊，而班固在讚中竟諱言其事，這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趙氏就此提出疑問是有道理的。因為對武帝的武功，有褒有貶，由來已久。早在宣帝時夏侯勝就說：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漢書》卷七五《夏侯勝傳》。）
其實這並非一人的想法，應該說在武帝謝世不久就出現這類的說法，而且相當的普遍，最明顯的無過於《鹽鐵論》一書，書中有大夫和賢良文學雙方激烈的爭辯。賢良文學對武帝的武功予以猛烈的抨擊，茲舉下麵兩例：《國疾》：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西域》：乃大興師伐宛，曆數期而後克之。夫萬裏而攻人之國，兵未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麵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奸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
賢良文學以為，武帝雖立大功，但所付代價太大，使政府和社會承受重荷，幾乎要接近於崩潰的程度。意思是武帝過大於功，如果能崇文修德，天下就可以太平無事，具體地說，對待匈奴應采取以德服人的策略，甚至以為可通過和親政策來緩解和匈奴的矛盾。並責怪王恢謀伐匈奴而挑起禍端。
這種看法迂腐而帶有書生氣。因為根據曆史的教訓，和親並非萬能良藥，隻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起些作用。而且當時誰都明白，匈奴人並不因和親而滿足，反而是得寸進尺。大夫在駁斥文學時就提到這點：《結和》：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於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命“亡十獲一”乎？可見武帝深知和親之路走不通，迫於客觀形式，隻有訴諸武力。文學反對動武的原因是，怕“失”是“得”的十倍。大夫則譏刺文學是“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誡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己也”（桓寬著，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卷八，《和親第四十八》，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大夫特別強調，武帝“用兵非徒奮怒也”，而是為了“匡難辟害”，以為“黎民遠慮”（《鹽鐵論》卷八，《結和》。）
這話乃是對文學的短視觀點的譏刺。現在需要探討的問題是，為何班固貶低武帝的武功？他在《武帝紀》的讚裏回避了對武帝武功的看法，但在《漢書·匈奴傳》的讚語中明白地表達了他的論點：“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其實這和文學的意見如出一轍，即得不償失。而且他還解釋，在對武帝武功的看法上，“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他說的也不完全對，一是支持武帝動武的並不局限於武人，二是儒生也並非都是主張要和親的。當然，班固受到曆史上儒生的影響可以肯定，但現實對他的影響還是不小的。東漢和西漢有較大的差別，主要是國力強弱的不同。史稱光武帝“久厭武事”，當時“天下疲耗”，偃武修文亦時勢之必然。朝中公卿大臣皆主張對匈奴采用緩和的策略。如章帝時尚書宋意上書雲：
光武皇帝躬擐金革之難，深明天地之界，故因其來降，寵立以為單於，羈縻畜養，邊民得以休息。（袁宏撰，張烈校：《後漢紀》卷一二《孝章皇帝紀下》章和元年條，北京，中華書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