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班固傳》言班固曾雲建武、永平以羈縻為國策。後來竇憲要大舉進攻北匈奴，司徒袁安就以“兵，凶器，聖王之所重”（《後漢紀》卷一二《孝章皇帝紀下》章和二年條。）為由堅決反對。侍禦史魯恭上疏曰：“聖王之製夷狄，羈縻不絕而已。”（《後漢紀》卷一二《孝章皇帝紀下》章和二年條。）東漢早期，因國力不足，所以群臣皆主張以羈縻的辦法來對付匈奴，這和西漢時不少儒生的意見相符。值得注意的是，西漢時在儒生中也並非隻有一種腔調，如哀帝時議武帝廟毀不毀的問題，劉歆之議曰：孝武皇帝湣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於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漢書》卷七三《韋玄成傳》。）
讀了這段話之後，漢武帝所創建的豐功偉業，躍然紙上，令人感到振奮。這和目光短淺的賢良文學那種理不直氣不壯的畏縮態度大異其趣。《漢書·韋玄成傳》的讚語全引班彪之話，讚賞劉歆的意見，以為“劉歆博而篤矣”。可見在漢代的儒者中，對武帝武功的評價並不是一種調子，乃不乏真知灼見之人，劉歆和班彪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趙氏對班固“專讚武帝之文事”，於其武功則“不置一詞”，深表不滿，他以為武帝正和班固所說的相反，“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而武功所帶來的果實是大啟疆土。他列舉武帝開境於西、北、極南、東境、西南、極西。他還和秦做了比較：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淪入外國而武帝恢複之者，如朔方、朝鮮、南越、閩越，秦時雖已內屬，然不過羈縻附隸。至武帝始郡縣其地也。並有秦所本無而新辟之者，西北則酒泉、敦煌等郡，南則九真、日南等郡，西南則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國，又秦時所未嚐聞也。（《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二漢書武帝紀讚不言武功條。）
這說明漢武帝畢生所作的努力，其成就的有些方麵已超過於秦皇。他最後對武帝在曆史上貢獻的評價是：統計武帝所辟疆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西域之通尚無與中國重輕，其餘所增地，永為中國四至，千萬年皆食其利。（《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二漢書武帝紀讚不言武功條。）當然，從武帝到清代，中國版圖大小方麵有些變化，說“永為四至”不完全確切，但如認為疆域的基本架構確立於武帝時是無可非議的。這也是武帝對中國曆史的最大貢獻，是他遺留給子孫後代一筆最寶貴的財富。兩漢時或後世有的學者往往譴責武帝用兵不已，給財政上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如此就掩沒了武帝的巨大曆史功績，趙氏能獨具隻眼，從疆土這一角度來肯定武帝的重要曆史地位。這也說明了趙氏善於讀史。清代錢大昕很讚賞趙氏能“通達古今”（錢大昕：《廿二史劄記序》，見《廿二史劄記校證》附錄。），佩服他見識宏遠，趙氏正是具備這些特點，否則就難於在史學上做出如此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