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中國傳統政治史觀視“文景之治”為典型的“盛世”。回顧曆史上的所謂“盛世”，人們有時漢唐並稱。討論唐代文獻遺存中有關當時人對“文景之治”的評價，或許有助於我們深化對這一在正統政治觀念中被看作理想政治之標本的政治過程、政治形態、政治風格的認識，也有助於端正對所謂“漢唐盛世”的理解。而當時人們曆史意識的傾向，也可以從相關信息中有所透露。
一
對於“文景之治”的讚美，西漢時已經見諸史書。
《漢書》卷二四上《食貨誌上》說，“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對於當時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有重要的意義。漢文帝在位時，賈誼曾經建言重視農耕，他說，“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所謂“為富安天下”，在實現“文景之治”的時代，已經成為漢王朝最基本的行政原則。農耕經濟的空前發展，使得糧價普遍降低。楚漢戰爭時，有“米石至萬（錢）”（《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米斛萬錢”（《漢書》卷一上《高帝紀上》。）的記載。而據《太平禦覽》卷三五引桓譚《新論》，漢文帝時，穀價至於石數十錢。《史記》卷二五《律書》中關於當時糧價甚至有曾經達到每石“粟至十餘錢”的曆史記錄。司馬遷在《史記》卷三〇《平準書》中對文景時代行政成就的著名評論，有久遠的曆史影響：“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今人多引此語以證明漢初經濟恢複的成功和社會生活的富足。其實，司馬遷“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以及“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的評說，是包括了在政治層麵和文化層麵上對文景時代的讚美的。司馬遷的評價，又並非無原則的絕對的肯定。他指出：“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對於“驕溢”“奢侈”的弊病，已經有所批評；對於“物盛而衰”的具有一定規律性的曆史趨勢的發現，也體現出敏銳的目光。
《漢書》卷五《景帝紀》：“讚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宋史》中另有評價：“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見《宋史》卷三八七，《王十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又卷六《武帝紀》：“讚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谘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班固對文景“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的評價，其實西漢時已有先聲。據《漢書》卷八七下《揚雄傳》記載，桓譚評論揚雄著作時說道：“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對於文景時代黃老之學居於較高的地位，亦有微詞。
按照班固的說法，如果僅以經濟標尺評斷，則哀平時代的曆史成就也多應肯定。《漢書》卷二四上《食貨誌上》：“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雖然當時民間擁有財富的情形不如文景時代，但是國家和社會經濟的實際狀況，已經達到相當富足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