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人對“文景之治”的評價還沒有絕對化的讚美。通過“周秦之敝”、“百王之弊”諸語，我們可以看到，人們隻是根據曆史比較來肯定文景時代政策的合理性。唐代曆史學者也有相近的認識。對於班固引《論語·衛靈公》中孔子“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全文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見程樹德：《論語集釋·衛靈公》，北京，中華書局，1990。），以及“信哉”的感歎，顏師古注：“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純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
《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以濃筆重墨描繪漢文帝的節儉形象。司馬遷總結漢文帝事跡，首先稱其節儉：“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嚐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又說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班固所謂“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也突出褒揚漢文帝之“恭儉”，唐代學者顏師古解釋“醇厚”，謂：“醇，不澆雜。”《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文景化，百王莫先。”“化”，可與“醇厚”對讀，體現出共同的曆史理解。對於班固“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語，顏師古也解釋說：“美其雄才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二
對於西漢高帝、文帝、景帝、武帝四位名帝的曆史影響，我們檢索“二十五史”中《三國誌》以後的十九種文獻，僅以“漢高祖”（“漢高帝”）、“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稱謂出現的頻率而言。
史籍中多有“漢高祖”、“漢高帝”直稱“漢高”，“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直稱“文帝”、“景帝”、“武帝”的情形，因此這一統計是極不完全的。如果承認以上數據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作為參考資料，則似乎有必要指出以下事實：
（1）漢以後曆朝對於西漢諸帝的總體曆史印象，仍以“漢高祖”（“漢高帝”）和“漢武帝”最為深刻。
（2）其中，《宋書》卷三五《州郡誌一》：“淮南太守，秦立為九江郡，兼得廬江豫章。漢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國，分立豫章郡。”“臨淮太守，漢武帝元狩六年立。”“山陽太守，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案漢景帝分梁以為山陽，非此郡也。”卷三六《州郡誌二》：“廬江太守，漢文帝十六年，分淮南國立。”敘說政區曆史沿革，情形比較特殊。若排除此類情形，可以看到兩《唐書》中“漢文帝”和“漢景帝”的出現頻率驟然提升。
（3）《新唐書》中“漢文帝”出現的次數超過了“漢武帝”。
（4）以“漢高祖”（“漢高帝”）和“漢武帝”為第一組，以“漢文帝”和“漢景帝”為第二組進行比較，以上十九種史書中第一組與第二組的比率為394∶150即1∶0.3807。而兩《唐書》中的這一比率為77∶41即1∶0.5325。這一分析也可以說明，在唐人的觀念中，“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曆史影響，超過了曆朝平均水準。
（5）以上十九種史書中“漢文帝”和“漢景帝”出現的頻率比為128∶22即1∶0.1719。兩《唐書》中的這一比率為35∶6即1∶0.1714。兩者大體相當。有理由說，在人們並稱“文景”的時候，實際上更多的是對漢文帝的評說。從這一認識出發，以為對“文景之治”的讚美實際上是對漢文帝政治風格的肯定的判斷，也許是有根據的。
我們還看到，《宋史》中“漢文帝”的出現（21次）超過了“漢高祖”（“漢高帝”）（9次），也超過了“漢武帝”（20次），這是值得予以注意的。《清史稿》中這一情形更為突出。“漢文帝”的出現次數（11次）竟然超過了“漢高祖”（“漢高帝”）（6次）和“漢武帝”（3次）的總和（9次）。不過這一現象，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