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文景之治”的曆史地位有逐漸上升的過程。南北朝時期，人們似乎還並沒有把“漢文帝”和“漢景帝”看作“聖君”，以為“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魏書》卷一〇八之三《禮誌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諛美當政帝王，竟然有“道化逾於文景”（《魏書》卷九九《盧水胡沮渠蒙遜傳》。）之辭。大約至於唐代，“文景之治”在人們的曆史意識中才具有了空前的“百王莫先”的地位。
三
“文景之治”是“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宋史》卷三八七《王十朋傳》。）的典型。從現有曆史記載和曆史評論的相關資料看，明確的“文景之治”的說法，很可能最早出自唐人筆下。
白居易《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題注：“元和元年四月，登科第四等。”《增注唐策》卷二題注：“本傳：元和元年對製策一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二年召入為翰林學士。”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今按：《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元和元年，對製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寫道：“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雲：‘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誌不激，則不能回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茲已來，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於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仿佛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在這篇文字中，白居易還有一番話說到“文景之理”：
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聞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效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鹹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白居易：《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見《白氏長慶集》卷四七，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
《白氏長慶集》中“理”原當為“治”，避唐高宗李治諱作“理”。《文苑英華》卷四八八、《冊府元龜》卷六四九錄文略有不同，然而“治”字同樣均寫作“理”。也就是說，“萬方大理”即“萬方大治”，“發憤於至理”即“發憤於至治”，“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於漢文帝時者”即“天下之治，未曾有仿佛於漢文帝時者”。後一段文字，“開元之理既定”即“開元之治既定”，“成康、文景之理”即“成康、文景之治”。《增注唐策》卷二《白居易賢良策》均各作“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推測是宋時書：“案《增注唐策》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明正徳丁醜新安汪燦序，惟言舊刊《唐策》，不知誰集，考書中避宋諱，與《古文集成》相同，則亦宋人所編輯也。”參見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56。）有關“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一段文字寫作：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平天下之亂；玄宗以聖聞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親，近無不和。貞觀之效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在上，上下輯睦。樂達在下，中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治，無以出於此矣。“文景之治”被看作一種理想政治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