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還看到，白居易在讚頌“文景之治”的同時，也說到了“開元之治”。唐人對“文景之治”尤其是漢文帝執政成就的特別推重，除了體現出政治意識較前代更為成熟而外，可能還與漢唐兩位“太宗”執政階段的對應關係有關。唐太宗是唐代第二代君主，而如果忽略呂後和漢惠帝執政的15年，則漢文帝也被看作漢高祖的成功的政治繼承人。《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記載，漢景帝即位，製詔禦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製禮樂各有由。”“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群臣議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唐人在說到漢代這位“太宗”的時候，自然是會聯想到唐代那位“太宗”的。
四
在唐人的曆史意識中，“文景”時代的政治成功，是成就和鞏固漢王朝帝業的重要基礎，即所謂“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崔融：《嵩山啟母廟碑》，見姚鉉纂：《唐文粹》卷五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甚至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形成“犬牙相製”趨勢的諸侯王國，也呈現出和睦氣象，如《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司馬貞《索隱述讚》：“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魯恭、梁孝，濟北、城陽。仁賢足紀，忠烈斯彰。”唐人對“漢文帝”的評價，如前所說，首先是肯定其“恭儉”。
《貞觀政要》卷六《論奢縱》記載，貞觀十一年侍禦史馬周上疏陳時政，其中有對漢文帝節儉的讚美，“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台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新唐書》卷九八《馬周傳》略同。《唐文粹》卷二七題作《請崇節儉及製諸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張說所謂“漢孝武當文景儉之積”（張說：《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之碑並序》，見《唐文粹》卷二二。），劉禹錫所謂“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獲”（劉禹錫：《山陽城賦》，見《劉賓客文集》卷一，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74。），說的也是同樣的意思。（《晉書》卷五九《長沙王傳》：“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則從另一角度說到文景行政和武帝行政的關係。）帝王貴族消費生活的奢和儉，看起來是小事，實際上卻是關係到政局的安危和國家的興亡，關係到“天下”是否能“全”的大事。以文景時代和漢武帝時代進行比較，還有劉禹錫這樣的分析：“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為吏者率以仁恕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為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耳。”（《答饒州元使君書》，見《劉賓客文集》卷一〇。）按照白居易的說法，文景時代德政的實現，不僅僅在於經濟政策的寬鬆，還在於行政和司法的開明，“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白氏長慶集》卷六五《止獄措刑》。）。“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仁，盜賊屏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係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同上書，《去盜賊》。）。
杜佑《通典》卷七說宋武帝事業，使用了“比前漢之文景焉”的措辭。同書卷一七對文景之治又有具體的評價：漢室幹戈，以定禍亂，貴尚淳質，髙後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這裏所謂“淳質”，應當接近前引顏師古《漢書》注評價“文景之治”時所謂“醇，不澆雜”，以及《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所謂“文景化，百王莫先”。在唐代政論中，“文景之治”是最理想的盛世。陸龜蒙曾經有“及漢文景後，鴻生方”（陸龜蒙：《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言既蒙見和複示榮唱至於千字提獎之重蔑有稱實再抒鄙懷用伸酬謝》，見《甫裏先生集》卷一，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的詩句。李德裕也寫道：“周美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稟於孝慈，俗必臻於仁壽。”（李德裕：《賀廢毀諸寺德音表》，見《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二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