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唐人的“文景之治”評價中，多見以唐代帝王相比附者。
例如，楊炯《公卿以下冕服議》讚頌唐太宗功績，以“文景”事業相比況：“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鹹寧矣。”（《全唐文》卷一九〇，北京，中華書局，1983。）裴垍《賢良策》寫道：“至漢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寶位自矜，不以洪業自恣，率身以政，禦物以仁。”（裴垍：《賢良策》，見《增注唐策》卷一。）所謂“不以寶位自矜，不以洪業自恣”，正是上文說到的“恭儉”之“恭”。白居易有同樣的論說，將同代帝王唐太宗、唐玄宗與西漢文帝、景帝並論：“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於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鄰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於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建區夏，未遑緝熙，迨於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啟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複盛，澆而複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樸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白氏長慶集》卷六二，《風行澆樸》。）
這種似乎已經形成文字習慣的以同代帝王與“文景”的比附，說明了什麼問題呢？這種言論，是真心崇敬的表露嗎？或者隻是使用了標榜往古以批判現實的策略呢？或許這樣的分析是有合理性的，即發表這些評論的人，試圖以“文景”的德政作為現世當政者的榜樣，內心也期望以“文景”事跡形成對現世當政者的約束。
李德裕還曾經寫道：“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稱大康。開元中元（玄）宗經始清宮，追尊元（玄）祖，闡繹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李德裕：《宰相再議添徽號狀》，見《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一〇。）以“開元中元（玄）宗”“追尊元（玄）祖”與“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相比照，這種附會，是試圖在政治哲學和宗教學之間尋找另一種文化共同點。釋貫休有詩雲：“曾親文景上金鑾，語共容成語一般。久向紅霞居不出，若非清世見應難。滿藥熟分仙盡，幾局棋終看海幹。略問先生真甲子，隻言弟子是劉安。”（釋貫休：《贈軒轅先生》，見陸永峰校注：《禪月集校注》卷二一，成都，巴蜀書社，2006。）詩句稱“曾親文景”，將自己所生存時代與文景之世間的時間距離在想象中消泯，自然又是另一種境界了。
五
《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這樣讚美“文景之治”的成就：
“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新唐書》卷二《太宗紀》如此頌揚貞觀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漢以來未之有也。”“盛世”的形成，似是說主要在於執政集團“德”之“盛”。
杜甫《送重表侄王殊評事使南海》詩說貞觀時事，有“盛世垂不朽”（杜甫撰，郭知達集注：《九家集注杜詩》卷一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句。透露出唐人的“盛世”觀。回顧曆史，應當說，所謂“盛世”與“衰世”相比，大略比較安定，可以給予民眾以較寬鬆的生存空間，給予社會以較有利的發展條件。曆史上多次形成的所謂“盛世”，常常是執行比較合理的政治原則，成功地調節階級關係，完善社會秩序，而終於得以實現的。
但是，另一方麵，如白居易“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白氏長慶集》卷四，《青石》。）詩句所說，我們考察涉及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有關現象，應當穿破表征透視其真質。正如魯迅所指出的，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處和暗處，“常常顯得兩樣”，古來帝王們炫示“盛世”的種種政治宣傳，其實往往是“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 魯迅：《夜頌》、《準風月談》，見《魯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