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在“文景之治”之後創造另一“盛世”“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以合理政策施行“德澤”之外，也喜好妄自誇飾的政治虛榮。例如，貞觀二年（公元628年）京師發現蝗災跡象，唐太宗竟手捉蝗蟲而吞食之，宣稱：我寧願讓你食我的肺腸，也不願讓你食百姓之穀糧。李贄《史綱評要》就此批注：“沽名。”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令將魏徵包含政治批評意見的奏疏列於屏障，並錄付史館，宣稱以此“使萬世知君臣之義”。李贄又有批注：“太宗到底有沽名之念在。”唐太宗問記錄自己言行的《起居注》的執筆者褚遂良：朕有不善，卿也記錄下來嗎？李贄又批注：“太宗好名之心，逗漏於此矣。”唐太宗看到記載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自己殺害兄弟的情節語多微隱，對房玄齡說，古時周公殺管叔、蔡叔，是為了安定周室；季友鴆殺叔牙，是為了保存魯國。我的行為也大體相類。史官不必忌諱，可以削去浮辭，直書其事。李贄批注：“若無周公、季友在前，決要刪去矣。好名者之心固如此。”李贄還寫道：“讀史至唐文皇，亦覺心開目明。其從諫處雖出好名，正所謂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也，不猶勝於愎諫者耶？”說唐太宗的“從諫”出於“好名”，有表演性質，但是畢竟優於根本拒絕諫言的剛愎之主。而夏商周以來的帝王，其實沒有不“好名”的。（參見李贄：《史綱評要》卷一八，北京，中華書局，1974。）李贄所指出的以虛偽表演博取“浮辭”的“好名”、“沽名”的動機，是我們在讀史時可以時常發現的。有的西方史學家曾經指出，在中國古代，“國家的主宰們由於掌握著極權力量，所以很容易維持最適合統治者的宣傳條件”。“專製者可能把他們的政權描述為仁慈的政權，但是實際上，即使在最順利的情況下，他們也總是力求達到對自己最適宜的、而不是對人民最適宜的理性條件”。這種政治體製的特征，“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實質”（參見李贄：《史綱評要》卷一八，北京，中華書局，1974。）。我們在討論古代“盛世”“仁慈的”特點時，不能不注意這一情形。
後人評說“文景之治”，也有不盡符合曆史真實的情形。如有人說“文景”時代已經抬高了“儒術”的地位：“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複彰，化致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③對照曆史記載，可知前引“漢之文景，尊奉黃老”之說，更為切近史實。唐人對“文景之治”的評價，也有類似的情形。如前引《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司馬貞《索隱述讚》：“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魯恭、梁孝，濟北、城陽。仁賢足紀，忠烈斯彰。”我們看到，盡管“文景”時代出現過所謂“忠烈”、“英王”，但是西漢一代最大規模的內亂——吳楚七國之亂，也正是發生在漢景帝時代。
《宋史》卷一五六《選舉誌二》記載，有人曾經對科舉考試的命題內容提出批評：“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這樣的意見，得到采納。通常論史者隻注重漢、唐大一統時代的成功，而“三國、六朝、五代為非盛世而恥談之”，其實，在這樣的非盛世的時期，有關政治決策所謂“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等，如果認真研究總結，也是可以“有補國家”的。這樣的意見，其實點明了傳統“盛世”觀的一種偏見，就是說，隻有所謂“漢、唐混一”這樣的公認的“盛世”才體現了政治的成功，隻有這樣的“盛世”才實現了曆史的進步。事實上，曆史的真實告訴我們，在“三國、六朝、五代”等“非盛世”的時代，往往也可以實行重要的改革，推行必要的善政，實現曆史的進步，也是可以提供許多“有補國家”的寶貴經驗的。關心政治史的人們，在進行有關思考時，應當“無所拘忌”，不要受傳統成見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