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光
目前，學術界對黃老學的研究雖然取得了許多新成果，但仍有不少人在沿襲名家未經深考之見，如關於黃老學的形成時代、理論特色的分析及所謂《黃帝四經》的說法，就有一些學者在人雲亦雲、習非成是。所以，有必要加以澄清。本文對黃老學的源流、特點及其在漢代社會史、思想史上的作用作一論析。
一、黃老學派的起源與演變
過去，中國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大多數是沿襲郭沫若在《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中提出的看法，即認為黃老學派形成於戰國早中期，田駢、環淵、接子、宋鈃、尹文等稷下學者都屬於“稷下黃老學者”。提出這類見解的一個前提是認為作為道家創始人的老子（老聃）是春秋時期人；而其立論根據主要是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所說慎到、田駢等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一句話。自從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乙本和《經法》等四篇古佚書①出土以後，學者開始重新研究和評價黃老學派和黃老之學的問題，但往往將早期道家和黃老學派混為一談，或者把研究的視野局限在《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古佚書上。例如唐蘭先生在《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中就推測黃老學派形成於公元前4世紀的前期（即戰國中期）。他說：從河上丈人到樂臣公，“師徒之間已有五代。三十年為一世，五代師徒有一百五十來年。蓋公教曹參是公元前三世紀末到二世紀初年的事，加上一百五十年就是公元前四世紀前期了。這也可以說明黃帝之言的流行應在公元前四世紀的前期了”。實際上，師徒之間不一定相差三十年，年齡相近也可稱師徒，例如孔子（公元前551年生）與弟子子路（公元前542年生）就隻相差九歲。可見這種推測方法是不科學的，因而其結論也難成立。
我既不同意郭沫若的“稷下黃老學派”說，也不同意唐蘭的“黃老學派形成於戰國中期”說和“黃帝四經”說，更不讚成把黃老學著作僅僅限於《經法》等四篇古佚書的見解。這裏隻做簡單辨析。
從古代道家形成演變的大勢而言，我們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大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為老學形成階段，如果從老聃以前的道家先驅算起到老聃著《上下篇》為道學奠基，則包括春秋末期至戰國初期，其代表人物有範蠡、楊朱等道家先驅以及老聃、關尹、列禦寇等道學奠基人物。他們的思想宗旨是貴因、重生；貴無為、任自然；貴清、貴虛。其思想傾向基本上是反儒非墨的。第二階段為新老學階段，即莊子學派（其代表人物是莊周及其後學）和稷下道家學派（其代表人物有彭蒙、田駢、慎到、環淵、接子等）形成發展時期。其時代處於戰國中期至後期，其思想傾向既有反對或貶斥儒、墨、名、法的一麵，又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兼容或吸收儒、法思想的一麵，但尚未形成黃老學“以道為宗，兼采百家”的綜合特色。第三階段為黃老學階段，即從戰國末期至西漢中期，為道家黃老學派形成、發展、興盛乃至衰落階段。
黃老學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曆史的必然性，大致有三大背景：第一，戰國末年，伴隨著國家統一趨勢的日益明朗化，思想領域相應出現了從“百家爭鳴”走向“百家合流”的趨勢，道家學說也表現出從排斥別家到兼采諸家主張，從而融為新道家思想體係的傾向，於是開始了由新老學向雜家黃老學的轉化。第二，國家統一趨勢的明朗化需要塑造一個統一的中央君主，於是在戰國末期，關於黃帝的傳說日益增多，假托黃帝立言的風氣日熾，所謂“黃帝書”也就應運而生。然而各派思想家筆下的黃帝形象各不相同，正如司馬遷所說的是“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①。在這個“百家言黃帝”的潮流中，道家學者尤其積極，他們不僅尊奉《老子》為經典，而且假托黃帝立言並以《黃帝君臣》之類的道家著作為經典，於是早期道家轉變為黃老道家。第三，自春秋末至戰國末，中國長期處於諸侯征戰、大國爭霸的動亂之中，人民最需要休養生息、安居樂業。所以，一種以老子“自然無為”之道為基調而又兼采陰陽、儒、墨、名、法的“積極無為”的思想學說應運而興。尤其是西漢初期，統治者為了恢複發展經濟、鞏固新王朝統治的需要，采取黃老之學所主張的“與民休息”、“無為而治”政策，是符合民意的。這也是黃老之學之所以能在漢初占據思想上的統治地位的原因所在。
秦漢之際的黃老學派，可以分為楚國黃老學派、齊國黃老學派、呂不韋學派、漢初黃老學派等派別。楚國黃老學派是從老莊學派逐步演變而來的，過去被人當作“偽書”的《鶡冠子》和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黃老帛書》可以考定為這一派的代表作，他們的活動時代是在戰國末期至秦漢之際。齊國黃老學派是從稷下新老學演變而來的，其代表人物是《史記·樂毅列傳》所記載的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樂瑕公、樂臣公、蓋公這一派，“善修黃帝老子之學”、“顯聞於齊”，活動時代並非如唐蘭先生所說的是在“公元前四世紀前期”至漢初的近兩百年間，而是在公元前240年至公元前194年前後數十年間。（關於齊國黃老學派的形成年代，參見吳光：《黃老之學通論》，124～127頁。）呂不韋學派是指秦統一全國前集中於呂不韋門下從事編纂《呂氏春秋》（即《呂覽》）的道家學者。《呂氏春秋》這部書，過去被當作“漫羨無所歸心”的“雜家”著作，我卻認為它是一部以道家為宗，兼采諸子理論的“雜而有章”的黃老學著作，對此，我在《黃老之學通論》第五章第三節中已作出較詳細的考辨。至於漢初黃老之學，由於統治者的推崇而蔚然成風，學者遍布朝野，但主要的是司馬談以及以淮南王劉安為首的淮南學派，其代表作是《論六家要指》和《淮南子》，還有假托先秦的文子（可能指越大夫文種）立言的《文子》一書。（關於《文子》其書及其作者的考證，參見吳光：《〈文子〉新考》，載《河北師院學報》，1984（2），收於氏著：《古書考辨集》，台灣，允晨文化公司，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