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黃老之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早期道家理論為基礎，兼采陰陽、儒、墨、名、法各家學說的要點，而形成了新的道家理論體係。
在“無為”理論方麵，老莊哲學所宣傳的，是絕對的“無為”和“不爭”，是消極無為主義。如老子主張“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認為“聖人”之所以能統治人民，隻是由於他與天下“無爭”，“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均見《老子·德篇》）。莊子以“虛靜恬淡，寂莫無為”為“萬物之本”（《天道》），並以“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的原始蒙昧時代為“至德之世”（《馬蹄》）。這與老子的無為主義是一致的。
黃老道家卻不然，他們雖講無為，卻並不回避現實社會的矛盾，也不放棄鬥爭。他們所強調的，是積極“無為”和“適時而爭”。如《呂氏春秋》一再強調了君道無為而臣道有為的思想，認為“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任數》）、“君……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分職》）；《淮南子》則明確指出，黃老道家所謂的“無為”，並不是指“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的消極無為，而是“循理而舉事，因事而立功”，即根據客觀規律因勢利導而有所作為的積極無為（《修務訓》）。《黃老帛書》所講的“無為”理論，則強調“靜作得時”（《十六經·姓爭》）、“應動靜之化，順四時之度”（《經法·論》）。即順應自然變化的規律而有所作為，而不要違背自然規律盲目行動。這也是積極“無為”理論。帛書《十六經》說：“夫作爭者凶，不爭亦毋（無）以成功。”就是說，雖然主動進攻有危險，但消極不爭也不會獲得成功。這正是“適時而爭”的“有為”主義了。可見，黃老道家主張的“無為”，不是消極的無所作為，而是積極審察時機適時而動，順應客觀形勢和自然規律的變化而有所作為。
對於道家的“無為無不為”理論，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有精辟概括：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
這裏的“虛無為本”是傳統道家思想，“因循為用”卻是新道家思想。“不為物先”合於老莊，“不為物後”卻是黃老了。顯然，這樣的道家之“術”，與上述《黃老帛書》、《淮南子》的主張若合符節。這表明，司馬談所謂的“道家”，其實並非老、莊一類早期道家，而是指秦漢之際的黃老道家，隻不過他對二者未加具體區分罷了。
總之，在思想理論上以老子道論為宗、兼采先秦諸子學說要旨，在“無為”論方麵表現出對老學的消極無為主義加以改造和揚棄、強調“因時循勢”、“待時而動”，因而賦予“無為無不為”理論以積極無為（實即主動有為）的性質，這是黃老之學的兩大特點。當然，它還具有其他一些特點，例如，黃老之學比較注重實際的政治、人事，較少談論玄妙深奧的哲理問題，等等，恕不詳論了。
三、黃老之學的曆史作用
道家黃老之學，在古代社會史、思想史上起了什麼作用、具有怎樣的曆史地位呢？現從兩個方麵略作評述。
1.對漢代社會發展的影響
黃老之學之所以在漢初七十年間蔚然成風，並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最根本的原因，我認為有兩條：一是黃老之學適應了當時緩和社會矛盾，恢複和發展經濟的民生需要。二是適應了漢初統治階級革除秦代弊政、積蓄力量以鞏固新王朝統治的政治需要。
整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都處在綿延不絕的戰爭之中，人民長期遭受戰亂之苦，迫切需要和平與統一。然而，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後，並沒有給人民帶來休養生息的機會，反而實行嚴刑苛法、繁徭重賦的極端專製主義的法家政策，結果加劇了社會矛盾，激起了人民起義，導致“二世而亡”。漢王朝初建之時，麵臨著極端嚴重的困難。《漢書·食貨誌》記載說：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