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幅社會經濟凋殘、人民生活極端窮困的悲慘景象。在這種形勢下，國家當務之急是恢複經濟、發展生產。人民急需的是休養生息、安居樂業。而道家黃老之學的基本宗旨，就是主張統治者“省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和“節用民力”，做到“應動靜之化”、“順四時之度”、“靜作得時，毋逆天道”，總之是要求統治者減輕人民負擔，實行“無為”政治。應當說，這些基本主張既符合人民休養生息的願望，也適合統治階級鞏固統治的需要，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有利於恢複和發展受到嚴重破壞的社會經濟。所以黃老之學能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得到蓬勃發展，成為統治階級借以製定政策的理論依據。
另一方麵，經過長期戰亂之後剛剛建立的西漢新王朝，力量還非常薄弱，不但對內沒有足夠力量實行極端專製主義的高壓政策，對外也不能有效防範北方匈奴族對中原地區的侵擾。新王朝的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以便逐步積蓄力量，實現戰略目標。況且，經過長期戰亂的人民已經窮困至極，新王朝隻能實行寬簡政策，使人民安居樂業，力務稼穡，才有可能出現“衣食滋殖”、國富民足的局麵。在這種形勢下，統治階級很需要一種既有利於社會安定又有一定進取性的意識形態，以為自己的鞏固和發展服務。曆史已經表明，秦王朝實行的法家極端專製主義政策導致了“二世而亡”，而未經改造的孔孟儒學又不適合西漢新統治者的胃口。於是，兼有各家學說之“善要”的道家黃老之學也就應時而興。
黃老之學既然在漢初應時而興，必然對統治階級的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從曆史的記載可以看到，漢初幾位皇帝、太後，從高祖、惠帝、呂後到文帝、景帝乃至竇太後掌權時的武帝初年，都一反秦代苛政，采取了“霸、王道雜之”實即道、法、儒、墨兼有的黃老之術，作為製定政策的理論基礎。漢高祖即位後，“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漢書·食貨誌》）。惠帝、呂後時期，繼承了漢高祖的統治政策，實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政策。《史記·呂太後本紀》說：“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製，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這說明統治者推行黃老無為政治，收到了積極效果。文帝即位後，繼續執行漢初政策，寬刑簡政。《史記·孝文本紀》說他“以示敦樸，為天下先……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與匈奴和親……惡煩苦百姓……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這說明其政策未離黃老“無為”宗旨，也收到了較好效果。到景帝時，雖有七國之亂，但平亂之後，仍然出現了“天下翕然，大安殷富”（《太史公自序》）的“天下大治”局麵。
《漢書·食貨誌》總結說：
（自漢興）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這就是為曆代史家所稱道的“文景之治”。它是我國封建社會史上第一個“盛世”，與高祖初年的淒慘形勢形成了強烈對照。而形成這一盛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漢初統治者能夠針對當時社會現狀，實行了黃老之學所主張的“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基本政策。黃老之學對漢代社會發展無疑起了進步的曆史作用。
但正如一切事物無不具有二重性一樣，黃老之學的社會作用也有二重性：一方麵，漢初實行黃老無為政治的結果，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麵，中央朝廷實行“無為”政策，使得地方諸侯王勢力乘機發展起來，乃至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地方的豪族地主勢力也在“無為”政策掩護下大大膨脹，以至武斷鄉曲，侵漁平民。而隨著物質財富的增長，統治階級也變得日益驕奢腐化。正如《漢書·食貨誌》所形容的：武帝初年，在繁榮景象後麵，出現了“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並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的局麵。這說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社會矛盾的發展，在一片升平景象之下已潛伏著危機和動亂。漢文帝時淮南王劉長的驕溢逾製，景帝時的吳楚七國之亂，武帝時淮南王劉安和衡山王劉賜圖謀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實行黃老無為政治的消極結果。在統治階級本身力量不斷增強及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的形勢下，最高統治者必然要求強化和集中權力，不可能長期安於“清靜無為”的自由放任狀態。於是，西漢初期一度盛行的黃老之學，到了西漢中期的漢武帝時代，也就隨著國家由弱到強的轉變，走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