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古代思想史、哲學史上的地位
某些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的著作，由於沒有深入探討黃老之學的形成時代、學派源流及其學說特點等問題，往往不重視黃老之學在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看不到黃老之學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學（或稱董仲舒新儒學）的重要影響。這種偏見必須消除。
首先，從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發展邏輯而言，黃老之學正是從先秦諸子學過渡到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新儒學的一個中間環節。
恩格斯說過：“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因此，我們在分析黃老之學的思想淵源時，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先驅者——先秦諸子之學給它提供了哪些思想資料；而在分析其後的思想發展史時，又不能不注意到黃老之學給予後來者——董仲舒新儒學提供了哪些思想資料。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全麵認識和評價黃老之學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出現的先秦諸子之學，其中許多內容成了黃老之學的理論來源，並為黃老學者改造和發展，從而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新道家（即黃老道家）的理論體係。然而應當承認，黃老之學雖然自具理論體係，但其體係卻是相當粗糙甚至雜亂的，體係內部往往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故被人視為“無所歸心”的“雜家”並非毫無根據。而且，在漢代政治、經濟形勢快速發展的新情況麵前，黃老之學由於受早期道家消極“無為”理論的許多束縛，它的“無為無不為”和“靜作得時”之類的有為政治主張，顯然不能滿足力量日益增強的西漢統治者的欲望。所以到了漢武帝時期，黃老之學便喪失了思想上的統治地位，而被董仲舒新儒學的理論體係所取代。
董仲舒的新儒學，並非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是直接在孔子學說和先秦儒家的基礎上吸收了陰陽五行說的內容而形成，而是經過了戰國末年至漢初的道家黃老之學這個中間環節形成的。它是以先秦儒家的思想史料為骨架，吸收並改造了先秦諸子學和漢初黃老學的主要內容而建立起來的一個內容比較完備、結構比較精致的新儒家思想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