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簡略分析中可以看出，黃老哲學理論中的唯物主義因素，起了由道家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向王充唯物主義哲學轉變的中間橋梁作用。
然而在另一方麵，由於黃老哲學所含的唯心主義內容，在哲學史上又起了由先秦的陰陽五行學說向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目的論唯心主義哲學體係轉化的過渡性作用。
我國古代的陰陽、五行學說係統的形成，經曆了一個長期而複雜的演變過程。作為一種原始觀念，其起源時代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夏、商、周時期。例如《詩經》的《大雅·公劉》就有“相其陰陽”的詩句，《尚書》的《甘誓》就有“有扈氏威侮五行”詞句。據專家考證，殷商的甲骨卜辭中已有陰陽的文字，《易經》的卦、爻是當時人們認識陰陽現象的思維記錄。《尚書·洪範》則已有水、火、木、金、土五行的具體記載。至於《左傳》和《國語》等戰國時代著作，有關“陰陽”、“五行”的言論就更多了。但在西周以前，人們對於陰陽、五行的認識還是膚淺的，並不包含多麼深奧的哲理，根本沒有形成為係統化學說。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則逐步形成了陰陽五行的學說體係，其創始人當推戰國中期的鄒衍。鄒衍生當戰國七雄爭霸的時代，他“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建立了一個具有“天人感應”思想傾向的陰陽五行學說體係。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為道家黃老學派所吸收。如《呂氏春秋·十二紀》和《淮南子·時則訓》，就保留了比較係統的陰陽五行理論，並具有“天人感應”目的論傾向。《黃老帛書》中的“陰陽刑德”思想也是對鄒衍之流陰陽家學說的吸收和改造，同樣具有“天人感應”的目的論傾向。董仲舒出於統治階級政治大一統和思想大一統的政治需要，就在《呂氏春秋·十二紀》一類黃老學理論著作的基礎上，對先秦的陰陽五行學說加以係統的整理和改造，終於將陰陽五行學說有機地統一到了“天人感應”目的論的唯心主義理論體係之中。例如《春秋繁露》的《五行之義》、《陰陽義》、《五行相勝》、《五行相生》、《五行變救》諸篇的內容，可謂在“天人感應”思想指導之下對陰陽五行理論發揮得淋漓盡致了。而追索其思想來源，與其說是直接取材於鄒衍的“五德終始”說，毋寧說是吸取《呂氏春秋·十二紀》的材料更多一些。可見，黃老哲學中的唯心主義內容，在從先秦陰陽五行說到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目的論的轉變中，確實是起了過渡性作用的。當然這種作用，在哲學史上是比較消極的。
總的來說，道家黃老之學的曆史作用，既有積極進步的一麵，也有消極保守的一麵，而其主流，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積極進步的，應當給予肯定。之所以應當肯定，不僅因為它對王充唯物主義哲學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料，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政治上基本適應了漢初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漢初統治階級提供了變革秦政、興利除弊的理論武器，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和政局的穩定，從而對曆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起了促進作用。但是，到了漢武帝時代，名分已經底定，政權得以鞏固了，社會經濟、軍事實力大大增長了，統治者便不願再受黃老“無為”思想的約束，而要大有作為了。因此，當“好黃老之言”的竇太後壽終正寢，丞相田蚡之流立即秉承漢武帝旨意，“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史記·儒林列傳》）。接著，武帝又進一步采納董仲舒“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的“獨尊儒術”政策建言，實行思想專製。於是道家黃老之學就從政治上退出了曆史舞台。它所留給後人的，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適用的某些政策原則，以及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批判繼承的一筆思想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