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毅
在漢代經學衰落與魏晉玄學興起之間的曹魏前期，即曹操、曹丕、曹睿祖孫三代相繼執政的建安—景初之際，“名法”思潮居於曹魏政治思想的主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問題在於，對這一思潮的學派歸屬，學術界見仁見智。有的學者將其視為對漢儒的反省，稱其為“社會批判思想”；或將其視為法家的複興，稱其為名法。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性，揭示了“名法”思潮的某些屬性。但是，如果從其發展趨向和哲學理念看，該思潮最終拋棄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而將儒家倫理視為治國的權術之一，這與傳統儒學不同；盡管強調法治，但是法律與禮樂一樣，是治國之一術，而且反對尊君卑臣，這與典型的法家存在距離。其最高政治原則，是因勢利導的“因循”，故將其視為“黃老”在漢魏之際的複興。
一、兩代名士
麵對建安初期多變的政治形勢，曹操集團以生存本能隨機采取相應策略，實踐黃老道家的“因循”哲學，並未將思想建設提到議事日程。這種情況在建安中期發生了變化。建安九年，曹操攻占了鄴，隨後幾年逐步統一了北方，鄴成為中國北方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戰敗後，曹操將大量受“荊州學風”影響的北方士人帶回了鄴（“荊州學風”的學術特色，是古文經與黃老之學的複興，參見王曉毅：《荊州官學與三國思想文化》，載《孔子研究》，1994（1）。），其中許多人成為曹操集團的謀士，如劉廙、裴潛、王粲等。從不同角度看，建安中後期位於鄴的曹操丞相府，具有不同的意義：既是最高軍事指揮部、中央政府、建安文學的載體，同時也是黃老名法思潮的策源地。原因很簡單，構成曹操集團的文人群體，既是從事政治、軍事活動謀士，又是詩人墨客，還是關注國家社會前途的思想者。這個建安時代登上曆史舞台的新興知識群體，我們稱之為“建安名士”——建安時期丞相府的幕僚，未來締造曹魏的重臣元老，創作建安文學的藝術家和校練名理的名法派思想家。曹操是他們傑出的領袖。曹操不僅是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和詩人，而且還是開一代學術文化風氣的思想家。他公開宣布自己“不信天命”，強調名實相符，連續三次發布反儒家道德傳統的“求賢令”，即新的選官標準，明確表示即使不忠不孝，隻要有真才實學，有經邦治國的能力，都要唯才是舉。其實曹操並非反對儒家學說，而是根據形勢需要，利用一切可以為其治國服務的理論，既可以用嚴刑峻法破豪強之膽，也可以強調儒家綱常倫理的教化作用。其最高政治指導思想，是黃老道家的“因循”之術：以冷靜的理智態度審視利害，因勢利導，不擇手段地奪取勝利。據《三國誌·魏書》卷一《武帝紀》記載，早在曹操與袁紹起兵時，兩人有段對話，內容是關於各自準備以何種戰略方針逐鹿中原。“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麵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裴鬆之注引《傅子》曰：“太祖又雲：‘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
盡管曹操在漢魏之際以黃老名法取代傳統儒學的變化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作為事實上的“皇帝”，運用國家權力破壞舊傳統。名法思想的理論建設，則是由其子曹丕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建安名士完成的。以公元189年洛陽動亂發生時，是否已經達到世界觀形成的年齡（18歲左右）為線，可將建安名士劃分為兩代人。
第一代建安名士的領袖是曹操（公元155—220年），代表人物是荀彧（公元163—212年）、荀攸（公元157—214年）、荀悅（公元148—209年）、徐幹（公元170—217年）、鍾繇（公元151—230年）、華歆（公元157—231年）、郭嘉（公元170—207年）、司馬朗等。他們的世界觀形成於洛陽動亂之前，儒家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表麵上看曹操是這一代人中背離傳統最堅決者，而其精神世界的深層，儒家政治思想的影響不可低估。其至死不肯實施“禪代”，原因便是“忠君”觀念的製約。至於其他人物，對傳統儒家思想的認同更為明顯，孔融為此不肯順應潮流，站到了曹操的對立麵。
第二代建安名士的領袖是曹丕（公元187—226年）、代表人物是司馬懿（公元179—251年）、陳群（？—公元236年）、王粲（公元177—217年）、仲長統（公元179—219年）、劉廙（公元180—221年）、蔣濟（建安中入仕—公元249年）、桓範（建安末入丞相府—公元249年）、劉劭（建安中期入仕—約245年）等。他們的世界觀在漢末動亂中形成，對漢王朝及其儒家意識形態的情感比前輩更為淡薄，黃老道家的生存哲學更容易產生影響。曹魏時期名法思潮的理論成果，多出自這些人物之手。他們撰寫了大量著作，其中隻有少數流傳至今。除劉邵《人物誌》完整流傳至今外，其他均在曆代戰火中失傳，僅有部分佚文散見於各種文獻中，經輯佚後尚有較多內容的作品，是研究曹魏名法思想的珍貴資料。其中較為重要的有曹丕、王粲的文集以及仲長統的《昌言》、劉廙的《政論》、蔣濟的《萬機論》、桓範的《世要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