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對政黨的捐贈。1968年政府決定禁止工商界向政黨捐贈，這個決定本意是要削弱大工商財團在選舉中施加影響，但事與願違，禁令卻促使了工商界用黑錢向政黨、尤其是向執政黨捐贈。這些年來，從邦的立法會議成員到中央的議會議員，都得靠黑錢買選票。如據一些熟知選舉內幕的人估計，1980年人民院選舉至少產生黑錢16.89億盧比。他們是這洋分析的：設想在參加競選的候選人4633名中，真正的熱衷者為3633名，他們為每張選票至少花1盧比，就是說，每個候選人在其五十萬選民的選區內至少花費五十萬盧比。桉選舉法，每個候選人花的競選費不得超過35000盧比，工商企業公司就得向候選人或政黨提供競選經費，這樣超出35000盧比規定的465000盧比必然來自黑錢或成為黑錢，因此，這3633名候選人在競選中，至少花費（即產生）16.89億盧比的黑錢。實際上許多競選者往往花幾倍於465000盧比的黑錢。一些經濟學家估計，一次選舉造成的黑錢數可能達到四十億盧比。印度官方對選舉費用的估計則低得多，80年代初選舉事務首席專員S。L。夏克德爾認為，過去五年內用於競選的經費是十億盧比，即使從這個估計出發，他仍指出選辯製變是產生黑錢的一大原因，因而提出改革選舉法。
5.高通貨膨脹率。商品匱乏引起物價非法上漲，形成黑錢。尤其一些由政府規定價格和統配的重要商品，由於供應不足造成了嚴重的黑市交易，產生的媒錢更為可觀。例如，水泥在1981年政府實行雙重價格前，政府規定的價格為每袋28盧比，由於它長期短缺，黑市價格達到100盧比，以此價購得水泥去蓋成的房屋，勢必又以非法的高價出售，這就又產生了一筆新的黑錢。另外，通貨膨脹減少了一些人的實際收入，他們中許多人，包括政府雇員，便利用各種權力或機會撈取外快，有的則設法逃稅，以維持原有的收入。
6.公眾道德標準普遍下降。這個現象助長了黑錢的產生。B。K。尼赫魯1981年在一份備忘錄中說：“整個一代已經蛻化，從一個誠實的社會退化為一個不誠實的社會。”財政研究所的黑錢調查報告說：普遍的黑交易致使誠實者也不得不無視稅法，地產業交易就是如此。報告還指出，當初王丘委員會提出的稅務界的顧問庇護、幫助違稅者的情況今天已大為普遍了。
7.腐敗（包含腐化、貪汙、舞弊、賄賂等）。這些年印度社會上的腐敗現象越演越烈，它滲透到社會每個角落，已成為生活中的“常規”，而不是“例外”，更加嚴重的還在於政府部門、執法機構、公職人員，從上至下都沾染了腐敗習氣，這為各種不法行為包括產生黑錢，提供了方便。
二、黑錢對印度經濟、政治生活的影響
政府控製不住的巨額黑錢在經濟領域裏為所欲為，形成了與白錢相平行的黑錢經濟，嚴重影響了印度經濟的正常發展。
首先，由於黑錢的主要活動領域是商業部門（特別是匱乏商品部門廣和生產周期短、利潤高的某些工業部門，而且它的周轉比白錢更快、更活躍，因此常常破壞了國家正常的投資安排和商品管製。如1978年6月，國家實用經濟研究所對黑錢在尿素、水泥、紙張、汽車輪胎、植物油以及銅等六種重要商品的流通中所進行的活動作了初步估計，指出從1965—1966年度至1974—1975年度期間，它們總共產生的黑錢就達84億盧比。又如在孟買的建築業中，一般一筆六十盧比的白錢交易需要四十盧比的黑錢。
第二，嚴重的逃稅減少了國庫收入，據前幾年粗略估計，每年偷逃的稅額達250億盧比，此數相當於非工資收入者聽得稅總和的二倍多。
第三，黑錢的活動造成物價惡性上漲。囤積居奇、投機倒把、黑市交易不僅使匱乏商品更加稀少，而且造成許多人為的短缺。
第四，黑錢持有者的奢侈消費影響了大眾消費品的生產，從而打亂了國家計劃的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
第五，外貿上的黑錢活動導致資金外流。
第六，公營部門的黑錢活動使其在成本、價格、效益各方麵受害，影響國家經濟計劃的完成。
第七，在政府實施壓縮信貸、緊縮貨幣等政策時，黑錢的活動破壞了政策的實施。
第八，形成了一個新的黑錢富有階層，加劇貧富懸殊。
黑錢對經濟的不利影響還可列出種種，最終對經濟的危窗可用前總統雷迪和王丘委員會的兩句話來概括。雷迪說，“黑錢已成為國家經濟的一個嚴重威脅，它使整個經濟進程落空，使若幹經濟政策宣告失敗。”王丘委員會說：“黑錢在國家經濟中就象在發展中的癌，如果不及時製止，肯定要導致經濟崩潰。”
然而，黑錢已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危及到了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麵。
黑錢嚴重地腐蝕了執政的國大黨。在選舉製度上大量地靠黑錢，從邦立法會議成員到中央的議會議員都用黑錢買得選票，真正的賢明之士越來越難被當選。國大黨內能為黨搞到大量黑錢的人就躍為黨內的權勢人物，靠黑錢當選的人一旦執政有權，也就加倍地撈回競選中花去的黑錢。如魯達爾·達塔揭示的：“各級官員、邦立法議會成員、中央議會議員、部長、政黨職能工作人員都公開地、不知恥地撈錢，地方一級官員向當地的小工商業者要錢，邦一級的首席部長和各部部長們向大工商業者要錢。”
由於國大黨的經費（大部分為黑錢）主要來源於工商業界，尤其是大工商業財團，在黑錢的壓力下，政府的政策往往屈從於工商界利益，魯達爾·達塔指出：雖然執政的國大黨表麵上作出反對大工商業財團、保護小工業的姿態，但是事實上，它正在越來越依靠大工商財團，他們是國大黨競選鬥爭中的主要資助者。每個地方的工商業者都知道，他們應拿出部分黑錢給政黨，然後就能保證那些政治領導人對他們“隻是叫幾聲而不會咬他們”。政府各級權力機構、官員們的切身利益與黑錢經濟關係如此休戚相關，他們在阻止逃稅和其他經濟違法行為中勢必軟弱無力、甚至包庇慫恿，反過來，違法者也變得有恃無恐。靠黑錢非法的會變成合法、違法的可不受懲處，其結果是誠實的人不能享得法律給予他們的權利，不誠實的人不會因犯法而受懲處。正如財政研究所的黑錢調查報告指出的，“在印度，法律和規章太經常地被用來提高私人的非法利潤，而不是為社會服務”，法規失去了它的法律含義而變成私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