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這幾年，蔡仍也沒閑著，他一直在搞國際貿易，跟大宋貿易，跟金國貿易，甚至搶大宋的海上絲綢之路跟中南半島諸國、大食商人、印度商人貿易。
可即便遼東在國際市場上如此活躍，也無法解決遼東缺金銀這件事。
至於原因，無它，跟遼東貿易的這群家夥，全都缺金銀，而且，遼東要跟有些家夥貿易，有時候還得用金銀——很多國家不認遼東的軍票，隻認金銀。
在這種情況下，蔡仍自然是要將主意打到自己的鄰居日本身上。
這可不怨蔡仍。
誰讓日本還有一個名字——金銀島。
先不其它地區，隻離遼東最近的九州島。
九州南部有一個世界級金礦床，其平均品位高達三十三克每噸，最高品位竟達數千至數萬克每噸。
這就是位於日本九州鹿兒島的的菱刈金礦。
而這還隻是九州島上的金子。
日本得金銀島之名，可不僅僅是因為其九州島有大量的金銀礦，日本的其它地區同樣也有大量的金銀礦，像佐渡金山、生野銀礦、石見銀山等等，都是超大金銀礦。
日本有如此之多的金銀，極度缺金銀的蔡仍，哪能不惦記？
實際上，蔡仍早就在跟日本搞國際貿易了。
不。
應該，蔡仍搞得是偷渡才是。
這裏得解釋一下，蔡仍不是不想跟日本堂堂正正的貿易。
可問題是，蔡仍前前後後往日本派了十幾次使臣，遼東想跟日本進行國際貿易，共建大東亞共繁榮。
但日本方麵就是不予以積極的回應。
沒錯。
這個時代的日本的統治者的對外政策是極為消極的——他們采取了“自我封鎖”的對外政策。
更讓蔡仍生氣的是，日本不僅不跟自己貿易，還製定了鎖國的政策（“渡海製”），另外還出台了禁止私自購買遼東物品的“禁購令”、限製了遼東商人過於頻繁來日的“年紀製”等一係列禁令（即“十二禁製事”）。
後來，蔡仍從王守成那裏得知，日本為什麼會采取“鎖國”的外交政策。
首先，唐朝的解體，讓日本開始對學習外國的文化存在反思。
日本在自身“奈良時代”開始就積極地汲取盛唐的文化跟製度，因此迎來了發展的高峰。
但在奈良時代後期（平安時代前期），唐朝的一些製度在日本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
比如日本的班田製是仿照唐朝的均田製而製定的，是律令製土地製度的根本法，其內容為：“凡六歲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給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戶奴婢與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則給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職、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班給相應的位田、職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還相應給以若幹宅地和園田，為世業田，若絕戶還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準買賣，若受田者死亡，由國家收回。”
這種製度就是先編戶籍然後按人口分田。
可是後來在貴族的特權幹涉下，這些田地變成了貴族的私有財產，而且班田製下的農民在社會經濟發展後開始背負上稅收的重擔，結果造成農民的大量流失，聚眾鬧事。
尤其是唐王朝的解體，更讓當時日本的統治者開始反思外來文化對國內的影響。
其次，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對日本統治者的統治構成衝擊。
遣唐使來到唐朝學習，然後將當時唐朝的一些先進的文化、經濟還有政治製度帶到日本。
其中在六世紀中期，日本引進了佛教。
然後，奴隸主和貴族們將佛教變成了政治鬥爭。
比如，聖德太子和蘇我氏族就是利用佛教獲得的政權。
聖德太子是利用佛教獲得的政權的，對佛教的重視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佛教便被奉為國教。
可這樣對信奉日本本土教派的勢力便會帶來一定的衝擊。
而這種衝擊亦將會反作用於日本統治的勢力。
再次，海外貿易帶來了管理的麻煩。
日本大宰府在七世紀成立，最初是管理西海道的九州三島和公派使節的出發回歸等事務，之後開始接待外國使節。
到了九世紀，大宰府開始作為朝廷的代理機構管理對外貿易。
那時，外國商人到日本的住宿與飲食等費用皆由大宰府負責，除此之外也不需要繳納關稅。
別以為日本人這是傻——他們這樣，就可以大大減輕與日本進行貿易的商人的費用，進而就可以刺激更多的商人到日本開展貿易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