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模式轉型的主要標誌有兩個方麵：一是經濟體製由尼赫魯時代的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混合經濟模式向東亞政府主導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轉型。二是從以國大黨為主軸的一黨優勢製向二黨製或三黨製過渡。
印度經濟轉型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經濟改革開始，但步伐真正加快是在20世紀90年代拉奧執政時期。拉奧政府對印度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進行了被認為是“大刀闊斧”式的“實質性改革”。其中包括取消大部分工業許可證製度，為企業提供平等的競爭條件和機會；修改壟斷法，縮小公營企業的經營範圍，並引進自由競爭機製，擴大私營企業的經營天地；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將內向型經濟轉為外向型經濟；調整外貿政策，改革外貿體製，促進印度經濟的國際化，等等。總之，通過改革，加速推行經濟自由化與市場化，使印度步入市場經濟體製。經過改革，印度傳統的混合經濟模式受到了嚴重衝擊。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大為減少，市場競爭機製得以引入，閉關自守的經濟政策也被逐步消除。印度在諸多方麵，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印度的改革使經濟增長突破了傳統的老牛式的緩慢增長速度。根據印度統計，1992～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6.8%。1998年度經濟增長率為5.8%。1998～1999年度的經濟增長率估計為5.9%。這些增長率大大超過了1951～1980年期間3.5%的年均增長率，也超過了20世紀80年代5.5%的增長率。印度外貿1998～1999年出口總額增至340億美元，進口總額增加到410億美元，總貿易額達750億美元。外彙儲備從1991年的10億美元增加到1998～1999年度的330億美元。1998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達4210億美元，人均收入達430億美元。1999年通貨膨脹率僅為2%。總之，印度轉型期經濟發展已初見成效。
在經濟模式轉型的同時，印度政治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後也發生了重大轉析。從1989年第九屆人民院大選中各政黨均未過半數，先後，出現了印度人民黨和人民黨（社會主義）聯合其他政黨執政的局麵。1991年6月第10屆人民院大選中，國大黨雖然獲得勝利，但仍未過半數，隻能勉強執政。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印度政黨製度已逐漸發展成為二黨並存的局麵。1996年第11屆大選，印度人民黨獲20%的選票和161個席位。第一次超過國大黨而成為議會中第一大黨，以最大黨的資格組閣，執政僅13天。1998年第12屆大選中，印度人民黨與其他黨聯合，共獲252個席位。大選後，以瓦傑帕伊為首的印度人民黨組織聯合政府。1999年10月印度第13次大選中，印度人民黨獲184個席位，再次戰勝國大黨，又繼續執政。這種情況和20世紀90年代前一直保持的一黨優勢製已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標誌著印度長期以來國大黨壟斷印度政壇的局麵徹底結束，印度從此開始二黨或三黨並存、並爭的新時代，也標誌著印度政黨製度將更進一步地向西方政黨製度靠挽，其政治競爭機製將較過去更加充分、更加完善，“強人政治”則逐漸弱化。當然現在還隻能說是開始，要徹底實現政治轉型，還要有一個過程。
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複活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與印度經濟與政治模式轉型相反，在文化上卻出現逆印度現代化大潮的“逆流”，即印度教原教旨主義或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複活。如何恰當分析這種複活，是目前研究印度現代化的一大難點。許多學者對此往往迷惑不解，或根本持否定態度。筆者以為，必須把印度宗教的複興與作用和整個亞洲的宗教複興聯係起來，宏觀綜合分析才能有一個較清晰的看法。
眾所周知，宗教在20世紀80～90年代不僅在南亞印度，而且在東南亞、中東諸國均以迅猛不可逆轉之勢在複活。這並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原因。
從東方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變遷角度分析，社會變遷本身就孕育著宗教複興。“宗教角色的強化主要源自一般社會狀況的改變。”也就是說，東方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使傳統價值失去意義的危險。人們為尋求即將丟去的精神世界便去追求宗教。即使對東南亞最富裕國家裏的人而言，已經得到了成長的利益，但這些物質利益有時也因非物質的損失而抵消。一位著名的泰國藝術家表達他對社會的觀點時說：“世界旋轉到無法控製，世界的病態正傳到泰國，金錢讓你放棄你的誠實，我們努力工作所為何事？是為了在地獄裏能夠快樂”。從政治角度分析，宗教脫離不開政治，宗教在現代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更確切來說，宗教已經開始扮演一個更為顯著的政治角色”，“可利用宗教成為道德改革或者國家認同的力量，甚至成為土著形式的民主。”引用同一位泰國政治人物的話：“成功的要素在於從傳統宗教中獲取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也必須符合現代日常生活所需”。從經濟發展角度，宗教複興往往刺激經濟發展、成為社會安定的道德力量。台灣著名學者魏萼教授認為，文化和宗教是經濟發展的動力。這個力量是一般經濟學界經常忽略的問題。此乃是構成經濟發展的動力，可謂“第二隻看得見的手”。他以台灣為例，認為，台灣民間信仰媽祖（地方佛教信仰的一種神靈）後，便“有信心從事生意、國際貿易、大摟建築、農業投資等農工商各行各業，這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台灣廟宇特別多，寺廟所在地本是文化與社會活動重地所在。可是廟宇地區也成為經濟發展的據點。由於市場經濟活動增加，廟宇重點地區慢慢變成一個商業市集，擴大成為經濟團體，廟宇所在地逐漸成為商業重點。
印度情況雖然與東亞有一定區別，但在宗教的特殊作用則比東亞各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殖民主義時代印度宗教民族主義興起與作用已是舉世矚目，前已有論及，這裏隻簡略分析新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複興。
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早在20世紀初期就已產生。但它成為印度社會主要思潮乃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印度人民黨崛起並執政之後才開始的。該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和理論的倡導者是戈爾瓦卡爾。戈爾瓦卡爾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是要複興印度、重建一個繁榮富強的印度。他認為，重建印度的關鍵是複興印度教的古代傳統，建設一個強大的印度教國家。其基本觀點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國家是印度教的國家。在他看來，醫治印度衰敗的藥方是複興印度教，最終建立一個強大的印度教的印度。他既反對西方的模式，也反對尼赫魯政府提出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梭式。
印度人民黨組建後（建立於1980年，其前身是印度人民同盟）。該黨一方麵繼承戈爾瓦卡爾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鼓吹“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種文化”，發起“恢複羅摩盛世”、推倒清真寺、重建羅摩廟的運動，反對國大黨政府照顧穆斯林的世俗主義政策等。但是同時也修訂了原來的純教派主義理論，倡導新的非教派主義綱領：“民族主義和民族統一、民主、積極的非教派主義，甘地的社會主義和價值基礎上政治”。在行動上力圖改變黨的教派主義形象，支持為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保留議席的政策，通過決議允許賤民加入它的主要團體，要求各級黨組織發起反對種姓偏見和不可接觸製的運動等。更重要的是該黨所推行的基本內外政策與國大黨並無本質上的差異。瓦傑帕伊政府執政時所推行的經濟政策，仍是努力致力於經濟改革，促進經濟發展，計劃在未來10年內使印度增長率提高到7%～8%，力爭在21世紀初成為“印度的十年”，決心使印度成為“新世紀的新印度”，即一個“強大、繁榮和富裕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人民黨的教派主義和甘地的宗教民族主義、尼赫魯的世俗民族主義三者同出一轍。印度人民黨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主要出於政治上執政的需要。一旦執政便會淡化宗教色彩，適應新的形勢，繼續推行各黨派特別是國大黨所認可的民族主義政策振興印度，使之成為世界上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印度人民黨正在用老甘地複活印度教的謀略，通過核試驗激發印度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贏得國內各界支持，獲得核大國地位，以此實現爭當世界大國的最終目標，這種“宗教民族主義”無疑有其正負雙重作用。但如果運用、處理得當，揚長避短，未嚐不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適合印度國情的可取之舉。
但是，盡管宗教對東方國家現代化有其積極的作用，但從現代化的終極目標和對社會根本的變革的總體效果而言，畢竟有重要的負麵作用，而且不可低估。在印度如此盛行宗教的國家，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無疑是實現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美國學者F。B。弗蘭克爾對印度1947～1977年30年的政治經濟作了一番研究後，得出這樣的結論：“發展經濟的先決條件是必須首先摧毀陳舊的宗教觀念、文化模式和社會結構，印度經濟問題隻有靠直接向有產種姓和有產階級發動進攻才能得到解決。”隨著全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一體化的不可逆轉，印度不可弊免地卷入到這一現代化的第三次大的浪潮之中。“當今的印度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以及思想觀念上正在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變革。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些變革就像是緩慢進行著的革命，既充滿了痛苦，又充滿了希望；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印度就像是一隻背負著重物的巨象。眾多的人口構成了它龐大的身軀，而它龐大的社會軀體上的重負則是其傳統性和多樣性。”但由於印度傳統文化的極端頑固性，這使得它在現代化的發展的道路上步履艱難而又緩慢。這股強大的印度教複興思潮，其強勁的勢頭幾乎勢不可擋。對其利弊、福禍評估目前似乎為時尚早。但是它顯然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說，“是對現代化所造成的緊張狀態和異化狀態的反應”。從世界總的現代化進程來看，印度教思潮的複興隻不過是印度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插曲而已。它隻有一個解釋，即：在印度傳統的社會結構依然沒有徹底打破，包括一部分新興中產階級在內的廣大民眾的思想觀念仍然深深地處於傳統文化的束縛和影響之中，傳統意識觀念和勢力依然占據著重要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現代化的變革鼠然需要付出更為艱難的努力，任何重大的自上而下的變革在具體實施時總要而臨傳統勢力和思想的挑戰和阻礙。印度幾乎所有的變革都帶有一定的遲滯性和不徹底性。印度今後的社會變革將是一個長期、緩慢、痛苦甚至是帶有血腥味的過程。印度進步的社會勢力同傳統宗教觀念的鬥爭必將是一個相當漫長、而又頗為艱巨的任務。沒有這項艱巨任務的最終完成，印度和其他東亞國家現代化的實現則是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