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模式的趨同
20世紀90年代前，印度經濟模式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公有製（公有企業）、計劃經濟等成分與東亞模式有明顯區別。從國家與市場經濟關係角度講，印度國家幹成分要遠大於東亞“四小龍”和東盟，印度經濟雖然在本質上屬於市場經濟範疇，但市場經濟受到較大製約，在一定程度上障礙了市場經濟的運作，在這方麵東亞則相對比較成功。從經濟發展戰略上看，印度雖然實行對外開發政策比中國、越南早，但由於長期實行進口替代戰略，過分強調對本國工業的保護措施，故影響印度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前相對比較成功，在金融危機之後則有待重新思考其戰略的調整。從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水平上比較，印度與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在20世紀50～60年代，大體一致，但經過20～30年的較量，印度不僅遠低於東亞“四小龍”和東盟，也明顯弱於中國。在解決人民生活貧困化和貧富差距方麵，印度雖然從主觀和政策上盡了較大努力，但成效甚微，印度貧困人口仍占較大比例，而東亞和中國在這方麵解決的相對比較成功。
但印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加大改革開放步伐，正在調整和理順各種關係，新的印度市場經濟模式正在轉型，經濟發展明顯加快，正向東亞模式靠攏和趨同。二者一致性明顯增多，差異性逐漸縮小。但二者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很難趨同。印度由於國內種種不確定因素，要在21世紀最初一二十年追趕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與中國並駕齊驅也非輕而易舉。可是從長遠的角度分析21世紀，印度實現世界有聲有色的大國和世界新的一極力量的宏願則並非沒有可能。
二、政治模式的趨同
印度實行的議會民主製度，與西方特別是與英國的民主政治體製基本上一致，而與20世紀90年代前東亞的威權主義政治體製有著重大甚至是本質上的差異。東亞可以說是亞洲威權主義政權的典型，而印度則是亞洲議會民主政體的典型。兩種政治體製的形成均有著深刻的社會、曆史、政治、經濟背景。印度的議會製度是由於其曆史上長期處於分裂狀態、中央對地方控製能力較小、民族語言宗教種姓的多元化以及英國殖民主義的政策等多種因素使然。而東亞則是由於長期的中央集權統治、儒家文化中對權威的崇拜等傳統以及戰後東亞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需要使然。印度議會民主政治體製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利弊兼而有之，但其弊端無疑遠大於西方也無疑大於東亞。印度議會民主製度在保持國家相對穩定的政局，維護其民族和國家的統一以及促進其經濟的發展方麵，均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這與東亞相比又是一個鮮明的對照。東亞威權主義政權雖然也同樣利弊兼而有之，其利無疑小於西方，但卻也無疑遠大於印度的民主政體。而印度議會民主政體是不充分甚至是初級形態的民主政體。它在諸多方麵，如一黨獨大、半普選製、種姓政治、中央集權、三權合一、暴力統治等，與其說是西方民主體製，不如說是具有東方威權主義的某些特點。但無論如何印度與東亞畢竟是根本不同的政治體製，或是小同大異。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亞與印度政治體製向兩個不同方向轉型。東亞國家在向民主政體模式轉型，但其民主政體正處在不成熟的幼稚階段，民主體製往往混雜著威權體製的某些特征，某些方麵有類似印度早期的議會民主的體製。印度民主政體則在由一黨主體製向二黨或多黨製過渡，但也僅僅是開始。因此，東亞與印度兩種政治模式有趨同的明顯跡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與東亞在政體體製上彼此互相靠攏，殊途同歸。二者不僅有共同之處，而且共同點正在增多。
印度與東亞兩種不同體製目前均有諸多不完善之處，它們距離成熟的民主政體尚有很大的距離。正如同西方各國民主政體要經曆近200多年的漫長曆程一樣，企圖一步到位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它們的未來走向隻能由自身各種因素來決斷。但可以預見，印度和東亞在政治現代化的道路上，定能走出適合自己特點的道路，有別於西方政體，而創造出新的模式。
三、文化模式的趨同
東亞與印度在文化上均屬東方範疇，有相當多的共性，諸如重精神而輕物質，重集體麵輕個人，重和諧而輕競爭，重義而輕利，重農而輕商等。在這些方麵恰與西方文化形成鮮明的對照。對此，中國政治家李大釗在《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一文中認為，東洋文明是精神的，西洋文明是物質的；東洋文明是靈魂的，西洋文明是肉體的。印度著名思想家和詩人泰戈爾有一段精辟的論述：東方是精神文明，而西方是物質文明，東方是人道的，而西方是科學的；東方的目的在生長，而西方的目的在獲得，拚命爭取力量，不尊重美與真；東方的基礎是社會，國家可以滅亡，社會仍然會存在，而西方的基礎是國家，國家就是一切，所有問題都由國家來解決；東方是集體享受，個人工作，而西方是個人享受，集體工作；東方是異中求同，在錯綜複雜中建立協調，而西方隻講行動，講速度，不講和諧、協調和韻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