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廠裏有個名叫王林鶴的電工儀表檢驗工，他在著急的同時，卻想：“外國人能做，難道我們中國人就做不出來嗎?”
“對!一定要填補這個空白!”王林鶴懷著愛國愛黨的滿腔熱情，暗暗下定了決心。雖然他隻有初中學曆，而且連高壓電橋的影子都沒見過，可他要挺身出來試製它。
王林鶴當時29歲，進廠10年來，除了積極參加廠裏組織的學習外，還每天堅持自學2小時，是個有誌氣的、求知欲很強的青年。現在，為了創製高壓電橋，他利用星期天廠休，跑到上海圖書館、科技圖書館、新華書店、外文書店、舊書攤，甚至到進出口公司尋找資料。他還和另一位同事，花了十幾天功夫，翻閱了蘇、英、日、德四國的64本技術書。結果隻在一本書上找到有關電橋的使用、保養資料，上麵僅有兩幅插圖和主要部件名稱。後來又在上海電表廠發現一台蘇聯製造的高壓電橋，但也隻能看到外表，內部結構得靠自己推論來排列。
王林鶴邊看、邊想、邊畫草圖。花了好多夜晚，畫了一百多種草圖，總算畫出滿意的了。
他興奮地拿給廠領導看，廠領導非常高興，立即鼓勵、支持他試製，且派了車工、鉗工等來協助。
真是不容易啊!
高壓電橋有2000多個部件，大多數得自己做出來；有的直接用手敲出來，有的要用白泥捏成模子翻砂。
為了取得一種小型調壓變壓器，他們從舊貨商店到各種工廠，幾乎把市內所有線索都跑遍了。
為了製造兩隻氖氣放大管，王林鶴接連幾天冒雨到麗華氖氣管廠學習。
為了製造一個空氣電容器，他訪問了20多家工廠，參觀了7次技術革新展覽會。
最棘手的，則是製作高壓空氣電容器上的支架。
這種支架須用絕緣性能非常好的超高頻磁製成。電壓通過它，電的損耗量不超過十萬分之五。有些國家因為缺少超高頻磁，便用耗電萬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材料來代替。
王林鶴他們跑遍了上海、北京、天津，找不到超高頻磁，也隻得走用別的材料代替這條路。
於是，王林鶴找來各種陶瓷、氧化鋁磁、石英、膠木等數十種材料，做成各種形狀，進行試驗。1次、2次、70次、80次，全都失敗。再試驗，90次、100次、150次，試來試去，有幾種隻能達到萬分之一，離十萬分之五還遠，而可作試驗的材料卻越來越少了。
王林鶴又著急又難過。不能達到十萬分之五，是不是像有的國家那樣，就用耗電量達到萬分之一的材料算了呢?
然而，在黨支部書記的鼓勵下，他進一步堅定了信心：“是啊!人要往高處走，青年人要有誌氣。不要怕失敗，失敗了再來!”他繼續投入戰鬥，找來新的材料再作試驗。
第339次試驗又失敗了。這時，他聽說宜興陶瓷絕緣性能好，可能有用，就當天趕赴宜興。到時天色已晚，又下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從縣城到窯場要走15公裏的崎嶇山路。王林鶴不顧這些，急匆匆地趕路。山路又窄又滑，他幾次跌倒在水潭裏，泥水浸透了衣服，冷得發抖。可他一到窯場，就立即與工人一起燒瓷試製。次日帶著幾種不同性能的陶瓷材料返回上海。一下火車，飯也顧不上吃就趕到廠裏做試驗。
試驗結果，耗電量也隻能達到十萬分之十，仍不合要求。
他毫不氣餒，在工作記錄本上寫下這次試驗的情況，他鐵了心：就是再試一千次，也要把這個難關攻下來!
可就在此關鍵時刻，為試製而廢寢忘食的王林鶴病倒了。直到高燒達到近四十度，被同事們發覺，才把仍在試驗崗位上工作的他送進醫院。妻子埋怨他將病假單藏起來，不早點休息治病，他說：“我著急啊!這個空白一天不填上，我心裏一天不安。”
他在醫院隻住了4天，稍好些便急著出院。到了廠裏，在廠領導和同誌們的幫助下，他到處尋師訪友請教，翻書本，又找到了新的材料，再作試驗。
隻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第350次、360次、370次，直到第371次試驗，王林鶴終於成功了!
新發現的這種材料耗電量隻有十萬分之三，沒超過了十萬分之五的設計要求!
1959年10月，我國第一台1萬伏高壓電橋精密儀勝利誕生了。不久，王林鶴又和小組的同誌們一起試製成功了5萬伏高壓電橋，填補了我國這一技術空白。
從此，國家建設需要的高壓電橋，源源不斷地運往全國各地。
王林鶴繼續前進。他多次被評為全國、上海市勞動模範，曾任上海市總工會主席、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等。今天，當人們談起高壓電橋時，仍會深情地緬懷王林鶴，稱他為我國高壓電橋的“祖師”，並且十分崇敬他刻苦鑽研技術和敢於創新的精神。
陳竺勇攀世界醫學高峰
2000年11月初，媒體報道，年輕的陳竺院士被國務院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從一個“文革”期間插隊落戶的初中生到中科院院士、副院長，在白血病基礎和臨床領域，以及我國人類基因組計劃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就，陳竺是在一條不平凡的道路上，以不平凡的毅力和努力拚搏前進的。
那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當時中國處於“文革”的動蕩年月。和千百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一樣，有一批中學生告別了父母，從城市來到江西省贛南地區信豐縣小江公社“插隊落戶”。
16歲的陳竺也是其中一員。
這是個四麵環山的偏僻農村。學生們每天和農民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那樣的日子裏，許多學生已經學過的一點文化也都“拋荒”了。然而陳竺卻不一樣，他確信農村需要知識，中國需要科學技術。在簡陋的農舍內，帶著一天的勞累躺在鋪上，他想的不是用鋤頭來“修地球”，而是如何用科學技術來“繡”世界。
陳竺出生於1953年，1967年進中學正逢“文革”開始，1969年就到這裏勞動，因此初中的書並沒讀多少。他和幾位同學從初中課程開始自學。有位原來中學裏的老師，為他們的精神所感動，熱心地提供了一些學習資料。
多麼不容易啊!農村勞動的生活艱苦勞累，自學遇到的困難更多，但陳竺把苦難看做磨煉自己的機會。在插隊落戶的6年中，陳竺以非凡的毅力，堅持在勞動之餘如饑似渴地學習，不僅讀完了初中、高中課本，還自學了英語、法語，並在此基礎上自修醫學大專院校的課程。為了學英語，他們在如豆的油燈光下，以英漢對照的《毛澤東語錄》作為課本進行閱讀。陳竺還在每月7元的生活費中摳出一元錢，訂了一份英文版《中國建設》硬啃起來，並且連續三年將其中有關醫學、衛生保健等的報道全部翻譯成中文，寄給父親。父親是醫務人員，閱改寄回後，陳竺再對照進行學習。
這一切艱辛，都為他日後一連串的輝煌悄悄地播下了種子。
鄉親們對這些好學的青年，關懷備至，給了很大的鼓勵和照顧。1975年，憑著幾年積累的文化知識基礎和傑出的表現，陳竺在當地的幹部、鄉親們支持下，進了上饒地區衛生學校學習醫士專業。滿懷著對鄉親們的感激之情，陳竺繼續努力攻讀，畢業後因成績突出而留校工作。
“文革”結束，1978年全國恢複考研究生。陳竺以同等學曆的身份，在600多名考生中，以總成績第二、血液學專業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入了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的碩士生班，成了著名血液學專家王振義教授的研究生。
陳竺深深體會，機遇隻給有頭腦準備的人，如果沒有贛南農村的幾年知識積累，哪有他進高等學府深造的今天?
在王振義教授的指導下，陳竺開始參與了攻克白血病的研究。
白血病，又稱血癌，是一種極為可怕的惡疾。多少年來，人類對之束手無策，得了這種病等於宣布了死亡。20世紀40年代開始采取化療的辦法，但化療雖可殺死癌細胞，也會同時殺死人體的正常細胞。70年代末，國際上提出誘導分化治療白血病的思路，以避免傷及有益細胞，但無人研究成功。王教授帶領他的學生，走上了以攻克白血病為目標的艱難征途。
三年後陳竺成為醫學碩士。導師王振義教授對他的評價是：“我給他一個題目，他做了5個，有3篇論文在《中華醫學雜誌》英文版上發表。”其中一項研究的重要內容獲得1982年衛生部科技進步乙級獎，陳竺並因而被國際血友病聯盟接納為當時惟一的中國會員。
1984年9月，陳竺帶著學校和醫院的厚望，去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附屬聖路易醫院血液學研究所進修，隨即又攻讀分子腫瘤學博士學位，並夜以繼日地從事科學研究。1986年DEA考試，他的論文《白血病T細胞受體基因的研究》總評名列全班第一，1989年以最佳評分通過博士論文答辯。
在法國期間，陳竺得知一個激動人心的喜訊：1986年，導師王振義教授在國際上首次應用全反式維甲酸治療白血病獲得成功，開創了分化誘導治療人類腫瘤的先河。一個9歲小女孩患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已知白血病中最凶險的一類，化療後瀕臨死亡，經過王振義教授用全反式維甲酸藥物搶救治療，病情奇跡般地好轉，一兩年後康複了。
然而，關於維甲酸是如何起作用的，卻一直未有人探索。於是陳竺拿到博士學位後就急於回國，他要從分子生物學的理論高度來闡明王老師的臨床效果。當時不少法國科學家勸阻他，說留下來會有非常燦爛的前景，有的甚至斷言：回國，將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也要回國!陳竺說：“一個科學家同時應該是一個愛國者。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
1989年7月，陳竺和妻子陳賽娟——與陳竺一起考入碩士班的同學、同甘共苦的戰友，回到了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瑞金院。起初，他們確實在實驗條件上麵臨很大困難：建血液實驗室，缺人、缺設備。開始做實驗時，隻能到外麵的實驗室“借做”；沒有專門的交通工具，陳竺就騎自行車去，把那些“貴重嬌嫩”的標本、試劑、試管、實驗材料等放在車前籃筐裏，小心翼翼地騎，不管刮風、下雨、嚴寒、酷暑。但是，事情的發展並非像有的法國人想象那樣“一無所有”。在學校、醫院盡其所能的支持下，他們要人有人，全是精兵強將；實驗的設備等條件逐步改善；市教委、科委撥給的科研經費也源源而來。
他們實驗室的燈光，常常整夜不息。陳竺曾對妻子說：“我們做好艱苦三年的思想準備，埋頭拉車，不去想發表文章的事。”然而，在共同的努力下，用了兩年時間，他們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發現了維甲酸受體基因結構異常，是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分子改變的關鍵。以後，他們又初步揭示了全反式維甲酸所調控的基因表達譜，分離到169個受維甲酸調控的靶基因，從而搞清了維甲酸治療白血病的作用機理，為王振義教授對白血病臨床治療的成功闡明了理論依據。十餘年來他們刊登於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上的論文達120餘篇。1989年以來，陳竺領導的上海瑞金醫院血液研究所，幾乎年年都出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集美國凱特琳獎和瑞士布魯巴赫獎等桂冠於一體。1997年，陳竺又獲得法國的盧瓦茲獎，成為第一個接受該獎的法國以外的科學家。
“砒霜”是一種傳統的典型毒藥，它的化學成分是三氧化二砷，自古以來被用來自殺或殺人，中醫偶爾用以治療某些病症，“以毒攻毒”。20世紀70年代，哈爾濱醫科大學發現它對急性早幼粒細胞型白血病有一定的療效。90年代中期，陳竺和他的同事們，對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從細胞和分子生物學的角度闡明了其作用機理——誘導癌細胞凋亡，臨床上也得到進一步的驗證，並在國際權威的《血液》雜誌上發表一係列論文。此項發現被認為“在國際血液學上掀起了一場新的革命”，美國的《科學》雜誌作了專題報道。
這兩項成就都在分子生物學水平上，深入探究了疾病機製和藥物作用的“所以然”，不僅是對白血病，而且對基因醫學的發展都有一定影響。
為了在當前生命科學的前沿——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取得一席之地，我國在1998年於上海建立了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由陳竺出任主任，繼而又成立了北方研究中心和中國科學院遺傳所人類基因組中心，這三個中心成為我國人類基因組研究的中堅力量，向世界水平急起直追。1999年下半年，我國獲準參與多國合作的人類基因組計劃，隻用了半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人類第三號染色體短臂測序工作，如今我國又超額率先完成了人類基因組“中國卷”，為我國爭了光。
在陳竺院士領導下，通過有關單位合作，我國科學家在國際上首次完成人類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基因表達譜和200條人類新基因克隆後，又第二次通過學術論文向世界公布了造血係統300條新克隆的人類基因。這500條人類新基因中已有160多條申請了國際專利。這標誌我國在該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已進入國際先進行列，不僅是基因資源大國，而且成為了基因擁有數量的大國。
陳竺院士不是一個驚世的天才，他最大的特點是勤奮和敢於向世界科技的尖端水平衝擊。同時，他特別強調“團隊精神”，他說：“在我們所取得的成績單上，明明白白地有兩個大字，那就是‘集體’”。“我之所以這樣做，不僅僅是一種為人的風格，而是出於對現代科學研究深刻的理解。現代科學研究多學科交叉，需要大協作，需要團隊精神，需要思想較少保守、敢想敢幹的年輕人。”他就是按照國家的迫切需要，訂出課題和研究計劃，以帶頭人的身份，團結大家通力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