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北京、廣州、上海等大城市，大氣中氮氧化物的濃度嚴重超標，北京和廣州氮氧化物空氣汙染指數已達四級，已成為大氣環境中首要的汙染因子，這與機動車數量的急劇增長密切相關。有關研究結果表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機動車排放的汙染物已占大氣汙染負荷的60％以上，其中，排放的一氧化碳對大氣汙染的分擔率達到80％，氮氧化物達到40％，這表明我國特大城市的大氣汙染正由第一代煤煙型汙染向第二代汽車型汙染轉變。
1985年，全國機動車保有量僅有300萬輛，1990年為500萬輛，1997年增至1300萬輛，而截至2014年底，全國機動車保有量已達2.64億輛。目前我國機動車汙染控製水平低，僅相當於國外七十年代中期水平，單車汙染排放水平是日本的10－20倍，美國的1－8倍。如北京市機動車數量僅為洛杉礬或東京的1／10，但這三個城市的汽車汙染排放卻大致處於同一水平。 此外，汽車排放的鉛也是城市大氣中重要的汙染物。
自80年代以來，汽油消費量年均增長率達70％以上，加入汽油的四乙基鉛量年均2900噸。含鉛汽油經燃燒後85％左右的鉛排放到大氣中造成鉛汙染。汽車排放的鉛對大氣汙染的分擔率達到80－90％。
從1986－1995年10年間，我國累計約1500噸鉛排入到大氣、水體等自然環境中，並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2012年上半年全國燃料油表觀消耗量1990萬噸，全年約4000萬噸左右，其中車輛耗油約占55%左右，這樣計算下來全國汽車每天耗油大約6萬噸左右。
2014年中國的石油總消費量: 4.765億噸，其中燃料油表觀消耗量3384萬噸，僅過一年的時間，中國的燃料油表觀消耗量就增加了1400萬噸，這是因為中國的機動車保有量尤其是私人小汽車成幾何式增長照成的。
由於每一千克的汽油燃燒就會產生3.15千克的二氧化碳，因此幾近天文數字的汽車尾氣排放量，無時無刻的對中國數以億計的城市居民身體健康造成極大威脅。
2013年，“霧霾”已經成為中國年度的關鍵詞語。這一年的1月，4次霧霾過程籠罩了30個省。在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的首都北京，僅有5天不是霧霾天。
有報告顯示，中國最大的500個城市中，隻有不到1%的城市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空氣質量標準，與此同時，世界上汙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有7個在中國。
2013年初，全國腫瘤登記中心發布的最新一版《2012中國腫瘤登記年報》表明，中國每年新發癌症病例約312萬，因癌症死亡超過200萬，這意味著每1分鍾有6個人被確診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於癌症。
全國癌症發病形勢嚴峻，發病率與死亡率呈持續上升趨勢，每年新發癌症病例約350萬，因癌症死亡約250萬。未來10年，中國的癌症發病率與死亡率仍將成倍繼續攀升。
伴隨著對空氣中彌漫的PM2.5的不安，這一連串灰色的數字令中國人對癌症的認知繃得更緊了。
“不見天日”的北京已經成為中華大地上的一個巨大毒氣室。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北京市腫瘤防治研究所發布的《1995-2010北京市惡性腫瘤發病報告》顯示，自2007年以來，惡性腫瘤已連續4年居北京居民死因第一位。
2010年，北京居民平均每4名死亡者中，就有1人死於惡性腫瘤。現在北京每天就會有110人被確診癌症。“可以說，我們走到了發達國家的老路上。”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院長季加孚如此說。
調查資料顯示，從1970年到1990年20年間，中國癌譜以發展中國家常見的上消化道惡性腫瘤為主。從1990年到21世紀初，肺癌與乳腺癌明顯後來居上，成為增幅最大的兩種癌症。
《2012中國腫瘤登記年報》顯示，中國人患病最多的癌症分別為肺癌、胃癌、直腸癌、肝癌、食管癌，死亡最多的癌種是肺癌。第三次全國居民死亡原因調查結果顯示，過去30年間，肺癌死亡率在中國上升了465%，已取代肝癌成為中國首位惡性腫瘤死亡原因。
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根據中國現有的數據和情況曾作出報告，在未來的30年，中國因肺癌致死的人數將高達1800萬，這意味著每分鍾會有1人死於肺癌。
如此同時，另一個21世紀的魔鬼殺手白血病在中國的發病率十年增兩倍。目前全國白血病患者已達400多萬人，每年新增4萬人，且兒童占到了一半。
北京道培醫院移植科主任張耀臣說：“10年前，白血病的發病率每10萬人裏有3-5個，如今發病率是每10萬人裏有8-10個。”
根據世界銀行研究表明，目前，中國大氣和水汙染造成的損失價值，如果按價值估計，約為540億美元／年。約占1995年GDP的8％。而用人力資本價值估計，大氣和水汙染造成的損失每年則為240億美元，占GDP的3.5％ 。這說明中國的對環境破壞所照成的損失足以將中國曆年的GDP的增長量吞噬掉，我們可以說又重新站在90年代初的起跑線上。
中科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預測，2020-203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達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將達到目前發達國家的水平；21世紀末，人均GDP和人均社會發展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報告作者以堅定而豪邁的口吻宣告，21世紀將是中國興起和騰飛的世紀。
中科院的預測是，2050年GDP為89萬億，是90年的50倍。但難以逾越的障礙是資源不足。權威人士證實，建國後40多年來，GNP增長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量卻增長40多倍。高消耗、低產出的經濟模式可謂舉世無雙，假設GNP再增長50倍，就必須消耗200倍的資源。
中國，甚至全球的資源能否支持中國的經濟規模再增長50倍？最深刻的悲劇可能是：中國進行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試驗之後，驚駭地發現本國的資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經濟總規模不斷擴大，世界的資源總量已所剩無幾。
據“世界觀察環保組織的《1998年世界現狀》報告指出，如不改變目前的發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資源將不敷中國對穀物的需求，石油資源也不夠用。世界再也無法依目前的發展腳步繼續走下去了。中國日趨緊迫的環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長的汙染。
學者證實，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間，社會總產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氣排放的汙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說社會總產值增長1倍，汙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來，中國經濟總量再增長50倍，汙染要增長300倍。就算汙染率隨經濟發展而減輕，GNP增長50倍汙染量僅增長100倍，中國也絕不是人類可以存活的國度。
包括嚴重汙染已無法耕種的五千萬畝多萬畝耕地在內，現在全中國耕地麵積共20.3億畝，人均不足1.3畝。全國森林麵積為2.08億公頃，森林覆蓋率21.63%，遠低於全球31%的平均水平。
我國的淡水資源總量為28000億立方米，僅占全球水資源的6%，人均水資源量隻有2300立方米。中國的許多生態硬性指標亮了黃燈，如果中國的森林覆蓋率低於警戒線20%、人均淡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麵積警戒線0.8畝等，那麼中國生態係統便可視為突破了生態環境容量，超載運行，生態平衡全麵趨於崩潰：這正是中國麵臨的噩夢。
或許中國能奇跡般地趕上高科技列車，經濟結構也能成功轉型，但汙染再增加10倍，那整個地球環境也就不再適宜人類生存。看來中國要繼續發展經濟，就必須把環境保護放在第一位，不能在走發達國家汙染了再治理的老路。當務之急是中國必須實施工業的綠色革命，把環境保護當成發展工農生產的先決考慮條件，在宏觀方麵，國家應以法製和行政形式加以限製和約束破壞環境的行為，並進一步升級各級環保部門的權限和規模。
甚至我們可以幻想中國可以象製訂“五年計劃”或“三北防護林”策略那樣，在今後幾年內製定出中國自己的“國土整治”計劃。
中國在環境治理上應當更加虛心的向西方國家求教。
在曆史上令人震驚的1952年冬天的倫敦的倫敦霧霾事件中，從12月5日開始到12月8日的4天裏，倫敦市因霧霾死亡人數達4000人。而在12月9日之後，由於天氣變化，毒霧逐漸消散，但在此之後兩個月內，有近8000人因為煙霧事件而死於呼吸係統疾病!英國人開始反思空氣汙染造成的苦果，由此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汙染防治法案《清潔空氣法》的出台。
法律規定在倫敦城內的電廠都必須關閉，隻能在大倫敦區重建。要求工業企業建造高大的煙囪，加強疏散大氣汙染物。還包括要求大規模改造城市居民的傳統爐灶，減少煤炭用量，逐步實現居民生活天然氣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1968年以後，英國又出台了一係列的空氣汙染防控法案，這些法案針對各種廢氣排放進行了嚴格約束，並製定了明確的處罰措施，有效減少了煙塵和顆粒物。到了1975年，倫敦的霧日已由每年幾十天減少到了15天，1980年則進一步降到5天。
1995年起，英國又製定了國家空氣質量戰略，規定各個城市都要進行空氣質量的評價與回顧，對達不到標準的地區，政府必須劃出空氣質量管理區域，並強製在規定期限內達標。歐盟要求其成員國2012年空氣不達標的天數不能超過35天，不然將麵臨4.5億美元的巨額罰款。
為了符合標準，早在2003年，倫敦市政府開始對進入市中心的私家車征收“擁堵費”，並將此筆收入用來改善公交係統發展。
德國是公認世最美麗的地方之一，那裏除了得益於多瑙河地區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外，更是由於德國政府堅定不移的把“國土整治”計劃當成基本國策來加以實施和完善。
1886年巴伐利亞州頒布了德國第一部土地整治法，德國聯邦土地整治法主要是為了適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土地利用關係的變化於1953年頒布的，並於1976年和1982年進行了兩次修訂。德國聯邦土地整治法明確規定了土地整治的目的、任務和方法、組織機構及其職能、參加者的權利與義務、土地整治費用、土地估價、權屬調整及成果驗收等內容。土地整治法還規定，每個州的最高行政法院要設立土地整治法庭，負責審議和處理相關的訴訟案件和糾紛。
德國是世界上城鎮化發展較快、城鎮化率較高的國家之一，其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特別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鎮均衡發展，形成一種城鄉統籌、分布合理、均衡發展的獨特模式。其中，土地整治在促進農村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德國的土地整治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從以增加產量為主要目標發展到區域內生態環境保護和農村全麵協調發展，注重興修水利、整修道路、改良土壤、維護鄉村景觀、優化村民居住和生活條件、繼承保護民族曆史文化遺產，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護的統一。
無論是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還是幾千人口的小城鎮或是城區邊緣的村莊，都有著優美的環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基礎設施，城鄉在公共設施上和公共職能上幾乎找不出差別。
文化巨人法蘭西共和國更是將“國土整治”創造性的運用到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上。
20世紀50年代初，法國經濟就象一架傾斜的天平：以北起勒阿弗爾，南至馬賽為界，東西兩側形如兩重天地：東部被稱作”富裕的工業法國”，其麵積不足全國一半，人口卻占總數的2/3；全國500家大企業集團，東部有476家；這裏的4大工業區，擁有全國3/4的工業職工、4/5的工商業營業額；居民人均收入，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0％。
與”工業法國”的繁華形成強烈反差，廣袤的西部地區，處在天平失重的一端。那裏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停留在落後的小農經濟時代，被稱為”貧窮的農業法國”。隨著時間推移，東西差距越拉越大。同在一片藍天下，同是升起法蘭西國旗的土地，怎能如此苦樂不均，判若兩個世界。
1950年，建設部長克洛·珀蒂提出，應盡快製定規劃出整個法國的“國土整治”，實現自然資源、經濟活動和人員的最佳分配。1955年，法國政府頒布”國土整治”令，製定地區行動計劃，拉開了向西部進軍，促進經濟均衡發展的帷幕。
法國的“國土整治”曆時長，規模大，涉及麵廣。為了實現全國一盤棋，法國政府甚至重新規劃了行政區，在原有96個省的基礎上，設立了22個大行政區，國家與大區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計劃合同”：中央政府負責確定總體目標，保重點項目，有資金優先分配權；開發整治權下放給地方；國家設立專門機構，負責對各地實施情況監督檢查。
行政大區對中央政府負責，各省對行政區負責，涉及跨區實施的項目，由中央政府牽頭，協調各區、省的行動，從而保證了”國土整治計劃”層層落實。法國政府除了通過“國土整治”計劃重新合理的分配工農業生產的結構布局外，60年代以來，法國政府先後運行“國土整治”機製，實施了多項公路、鐵路、通訊發展計劃，由於中央和行政區職責分明，各地能夠聯手合作，各項計劃大都提前完工，在法蘭西土地上，形成了橫貫東西、遍布南北的交通、通訊網絡。
中國初步的“國土整治”計劃也應當以工農業生產為中心，繼承中國傳統的治理河流，整理土地的寶貴經驗，堅決以恢複自然，保護自然為最高目標。結合中國的人口城鎮化進程，盡早的製訂有適應中國長遠發展的“國土整治”計劃。
首先中國應當考慮到中國的西北和西南的戰略縱深地帶的自然保護，大西北和大西南是中國的未來的資源儲藏地，是中國兩大母親河的發源地，假如這些地區的環境遭到破壞，那對於整個中國將是毀滅性。
應當痛下決心解散、轉型在新疆、內蒙、黑龍江、雲南的一些對自然生態形成極大損害的大規模建設兵團，化兵為民。堅決杜絕因擴大農業生產而砍伐森林，破壞濕地、草原的，阻斷河流亂修水庫，添平湖泊造田等愚蠢行為，將新疆建設兵團修建的三重大水壩炸掉，停止種植浪費水資源嚴重的水稻、棉花等農作物，恢複新疆孔雀河流域的生態平衡，恢複對羅布泊的供水，使這一世界上最大的人為無人區重新再現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