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文化思想上的啟蒙，維新派的確“狂得其所”，有摧枯拉朽之功。但是，在那個時代，一部分人對變革的期待過高，而另一部分人又籠罩在文化保守主義的迷霧裏，隻幻想回到過去。所以，從社會心理的角度，維新派命裏注定難以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為。農民恰恰屬於那個時代的保守主義者，在外來的大潮衝擊下，他們更多地隻是想回到過去。農民屬於天然的維新變法的政治主張的反對者，盡管他們對變法的反對並不激烈。
所以，“康黨”與農民的隔膜，不僅是階層上的，而且屬於兩種對立意識流向的歧異。在對待農民深惡痛絕的洋教上，維新派一般持比較理性的客觀態度，康梁譚諸人均把基督教與孔教、佛教並列，把它當成一種客觀存在的宗教現象視之，客觀地指出基督教的優長。如康氏認為：“耶教言靈魂界之事，其圓滿不如佛，言人世間事，其精備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捷，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日人類同胞也，日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真理，而下切於實用，於救眾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謂不法二門也。”盡管他們對洋教在中國的活動也有警惕之心，但他們對打教訛言的迷信與打教行為上的盲動傾向，卻持堅決而明確的否定態度。譚嗣同認為，農民的鬧教打教徒招外人壓迫，所謂“從前土耳其之削弱，亦因鬧教起事，俄人首興問罪之師，英、法、德、奧又從而抑勒之，遂至今不能複振。”在他看來，農民燒教堂，打洋人“明知無益，而快於一逞”，實在得不償失。皮錫瑞也以為反洋教屬於“殺彼者以為快心，而不知適中彼計，若而人者非為中國出力，實為外國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為我君分憂，實召外國之兵，以貽我君之憂也。”維新派所設計的應付基督教的策略，一是以教抗教，即把儒學化為孔教，采用精神上的固本之術。二是完善法律，參修西法以定教律。兩者’實質上均有向西方學習的意味。顯然，這與農民打教排外的思想行為，是背道而馳的。不問便知，維新派對於後來的義和團運動，自然不會有好感，他們把義和團稱為“亂民”、“拳匪”，認為義和團係頑固派的“後黨”陰謀的產物，而隻強調其落後、蒙昧的一麵。
農民實際上並不了解維新派的政治主張，也無從體察他們救國救世的良苦用心。在近代曆次重大事件中，維新運動在農民中留下的印象最為淡薄。鄭焱先生寫道：“查一下湖南地方誌，就可感到邊遠地區和農村並沒有受到維新運動的波及。如《嘉樂縣誌》對鹹豐年間的太平軍的活動記錄極為詳盡，而戊戌年的記載卻未提及維新運動一字；《安鄉縣誌》記有該縣戊戌年三件大事：一、‘南洲門設站’；二、‘夏五月十三大風雨，屋多傾頹’；三、‘匪賊寇焚衙署，毀民居，縣紳集民兵禦殺之’，均無一件與維新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