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清朝官方已經明顯地出現了對以往深惡痛絕的秘密結社與宗教的容忍跡象。光緒二十二年（1896）元月，江蘇徐州道阮祖棠在查探了山東、蘇北一帶的大刀會之後，在向朝廷的奏折中說大刀會“豪俠尚氣，除剿賊外並不滋生事端，殺賊亦無冤抑，專心仗義，與盜為仇。”山東巡撫張汝梅也說：“查北方民俗剛強，好勇鬥狠是其故習。此項拳民所習各種技勇，互有師承，以之捍衛鄉間，緝治盜匪，頗著成效。”像哥老會餘棟臣這樣“明火執杖”的“義軍”，地方官的態度也很曖昧。這種現象至少部分地表明，清吏中的頑固派，已經開始向下層社會尋求實際的助力和精神上的依賴。而同時農民開始放棄對傳統正統思想的求助，拿出他們最原始的迷信、巫術及小渠道特有的神怪靈異，填充他們形而上體係的空缺，籍以與西方抗衡。甲午戰後，社會上曾流行關於檀香山中日僑民格鬥的傳說：“日人自戰勝，驕甚。旅他國者，遇華人輒無禮，或市物不予值。檀香山，美地也，多粵人，皆粗工有膂勇者，積怨言於領事。因美官告日人曰：甲午之役，敗者官軍，非百姓也，請擇地與汝國人搏戰，無握寸兵，以一當三。日人曰：諾。乃以三百人來，華出百人，約毆死無償。於是合鬥踴躍，俄日人死者二百餘人，華工死傷數人而已。駐檀香山諸國士女皆鼓掌，稱中人不懦。”事情真偽姑且弗論，但傳說者在獲得某種精神慰藉的同時，也未嚐沒有點把掙回麵子的希望寄托於“粗工有膂勇者”身上的意思，從而間接地反映出當時社會心理的動向。
甲午戰爭就如一具巨大的加溫器，經過它的加溫，幾十年教案積蘊起來的憤忿，陡然膨脹、升騰，一個外國使館人員回憶道：“當時的中國政治情形，實不佳妙，人人意中，皆覺此時之北京，非複中日戰爭以前之北京矣。”北京如此，農村地區也如此。
農民眼中的“康黨”
“康黨”是頑固派予以維新派的蔑稱，不過康門弟子自承不諱，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是“吾儕亦居之不疑也。”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相交的那個年代，幾乎所有懷有救國救民之心的知識分子，至少從思想感情上都經曆過“康黨”的身份。那是個“康黨”獨領風騷的年代，至於孫中山的“亂黨”，非但沒人理睬，而其自身在開初也沒完全斷了改良的幻想。
以往說到維新派，學術界總習慣於將之與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聯係在一起，視其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說到戊戌維新，總要先行陳列一下中國當時那點拿不到台麵上的民族資本，進而將維新變法的失敗，統歸之於這個階級的稚嫩和不成熟。其實，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人與中國當時寥若晨星的民族資本，實在尋不出太多的關聯。民族資產階級當時至多還是一種半成品，還談不上自己的要求與呼聲。康有為和他萬木草堂的弟子們，從本質上講屬於中國許多曆史時期都存在過的異端派士大夫，如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但特殊的時代賦予了他們以特殊的學識和見地，使他們的思想有了生吞活剝、消化不良的西學成份。但是，如果沒有甲午之役，沒有甲午戰後瓜分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勢，萬木草堂的師生們，大慨也與他們的前輩王韜、馮桂芬輩的命運相似，沒有機會在中國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從某種意義上講，“康黨”是中國社會急於事功（改變亡國命運）普遍心理造就出來的一批以急功近利為特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於雪恥圖強的中國社會，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稱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三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強之路的“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