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任務，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結合我國具體實際，曾經設想在民主革命勝利後，通過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過渡到社會主義。他在《新民主主義論》-書中，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曆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隨後，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和《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係統地提出了我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戰略、政策、策略的途徑，這大體上奠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輪廓。
1951年2月18日，毛澤東在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的黨內通報中提出：“3年準備，10年計劃經濟建設”。到同年7月，朝鮮戰場開始有了新的轉機，鑒於朝鮮戰爭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完全結束，亦不可能出現逆轉的局勢，黨中央適時地提出了新方針：邊打、邊穩、邊建的戰略決策，並責成政務院著手研究製定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方案。1952年4月，在周恩來、陳雲等同誌的領導下，政務院各部門初步作出各自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或輪廓框架。這意味著我們已經獲得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條件，把實現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在革命勝利後，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總任務擺到了黨的議事日程上，這是中國人民近百年夢寐以求的目標。
毛澤東考慮到建國以來全黨按照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和七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中心任務，有條不紊地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文化上徹底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並卓有成效地進行了一係列的社會改造，因此，在1952年6月6日，毛澤東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這個判斷，是毛澤東觀察了國內社會變化而得出的結論，也反映了毛澤東在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盡管毛澤東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國內主要矛盾，這並不意味著他要立即采取消滅資產階級的部署和行動。例如，1952年12月23日，毛澤東轉發中共甘肅省委副書記孫作賓關於甘肅民族統戰工作的報告中的批示：“各中央局、分局並轉各省、市、區黨委：甘肅省委副書記兼統一戰線部長孫作賓同誌這個報告很有用，發給各同誌參考。”孫作賓的報告中說：“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對待資產階級問題上，必須教育幹部，要堅持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過早的社會主義化的思想，反而是有害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建設進展的。”由此可見，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但並不是把消滅資產階級的任務馬上采取行動，他明確地反對過早社會主義化的思想。
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常委會第38次會議上宣布：“過去我們想，國民經濟是否三年可以恢複。經過兩年半的奮鬥，現在國民經濟已經恢複，而且已經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了。”隨後，8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16次會議，聽取和批準了薄一波代表財政部所作的《關於1951年度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及1952年度國家預算編成的報告》，報告中在敘述了3年來我國人民已經取得顯著成績之後，已經提前完成了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實現我國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三個基本條件：土改完成，合理調整工商業，節減國家機構的開支。
同年8月15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訪蘇，為製訂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和擬定蘇聯支援項目。訪蘇期間同斯大林進行了親切的會晤，同蘇聯政府主要領導人進行了三次會談，這次訪問圓滿地完成了有關兩國重要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的商談。24日返抵北京。
同年9月24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主要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方針和主要任務。在聽取周恩來彙報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輪廓以及同蘇聯商談援建項目時，毛澤東講了一段話，意思是：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以後才開始過渡。這個設想，是毛澤東根據七屆二中全會規定的總任務，結合建國3年來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麵貌發生的巨大變化，借鑒了蘇聯工業化、集體化的做法而提出來的。這個設想，無疑是不同於建國前後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考慮。當時，打算在民主革命勝利後，花費10年、15年甚至20-30年的時間，進行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這種考慮限於當時的認識和實踐，這樣提出問題是可以理解的。隨著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我們積累了開國之初的實踐經驗，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過渡有了新的認識，這樣，都為實施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建設和有步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和時機。從1951年起，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中心內容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製訂工作擺到議事日程上來，同時，必然充分注意到我國的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以及它們同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關係，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提出在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條件下，對個體經濟和私有經濟應當采取怎麼樣的政策才能促進工業化的順利發展，而不是拖後腿甚至妨礙工業化的進程。
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問題。除了9月、11月先後兩次中央會議上議論了實現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間問題外，還著重做了兩件事。
一是劉少奇出席蘇共十九大期間，毛澤東委托劉少奇以個人名義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第一部分內容是關於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以便征求斯大林的意見。10月2日，劉少奇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離京赴莫斯科。10月20日給斯大林一封信。信的第一部分對我國過渡到社會主義所需的時間和能夠實現的條件，進行詳盡的估算和分析。首先，說明了建國以來我國工業商業中國營企業和私人企業比重及其變化的情況。信中寫道：“中國現在的工業生產總值（不包括手工業），國營企業已占67:3%，私人企業隻占32.7%。而在1949年國營隻占43.8%，私人占56.2%。在商業中，全國商品總值的經營比重，國營和合作社經營現在占62.9%，私人占37.1%，但在零售商業中私人還占67%。在私人工商業中，那些不適合國計民生需要的企業業已絕大部分被淘汰，保存下來的大部是於國計民生有益的企業。在工業和商業中，國營比重現已超過私營很多。此外，鐵路全部國營，銀行幾乎全部國營，出進口貿易私人經營者也極少，全國主要商品已由國家控製，生產手段的生產國營已占82.8%。其次，說明我黨今後15年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比重變化的設想。我們估計：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工業中的國營經濟的比重將會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則會縮小到20%以下。再過10年，則私人工業會縮到10%以下。私人工業在比重上雖將縮小，但在絕對數上則還會有些發展。到這時，中國工業將有90%以上是國有的，私人工業不到10%，而這些私人工業又大體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它們的成品及銀行貸款等，並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將這一部分私人工業不費力地收歸國家經營。在征收資本家的工廠歸國家所有時，我們設想在多數的情形下可以采取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國家保留資本家消費的財產，分配能工作的資本家以工作，保障他們的生活，有特殊的情形者，國家還可付給資本家一部分代價。再次，說明了我黨15年後對資本家采取上述做法可行性的根據：(1)中國在基本上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起來的國家，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很軟弱的，並且富於妥協。(2)由於我們從現在起對資本家采取既允許獲取利潤，同時又發動群眾反對資本家各種違法行為鬥爭的正確方針。(3)由於我們在經濟上、生產上采取了加工訂貨等措施，他們必須依賴國家的原料、收購、成品推銷、銀行貸款等方麵，政治上、組織上還有工人監督，毫無疑問，在將來，資本家更是要依賴國家，工人監督也會更有組織。(4)由於資本家中少數人是有遠見的，看到了社會發展規律，看到了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現在有人積極要求將他們的工廠公私合營，不少資本家的子女在大學和專門學校讀書，也由國家供給了他們的生活，他們宣告不要資本家父親的遺產。中國資產階級內部的這種變化現已開始發生，今後還會繼續發展。(5)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不斷增長，到那時，少數資本家可能處於社會主義包圍之中。全部工業國有化的步驟，已經不能抵抗。但也要估計到少數的反抗及怠工、破壞等，那將是不可避免的。最後，說明中國農村在土地改革後，農民中發展互助合作運動，全國參加這個運動的農民已有40%，在老解放區則有70-80%，已有幾千個組織得較好的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幾個集體農場，準備在今後10年至15年內將中國多數農民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內，在基本上實現中國農業經濟集體化。對於廣大手工業者準備幫助他們組織生產合作社。這就是我們所設想的怎樣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大體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