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的日記中有一則對膽囊炎患者發氣的記錄。在此例的治療過程中，又伴隨出現了類似針灸中“暈針”症狀的虛脫現象，這是否是所謂“病氣”的一種發散途徑？那是l990年8月5日，星期天的上午，地點在魯迅公園的魯迅墓前。患者是一位73歲的老翁，姓張。他的老伴汪阿姨練形神樁氣功有一年多，頗見成效，已開天目，能看見人身上發出的各種色彩的氣，而且她是睜著眼睛看的，與另一些開天目者要閉起眼來才能看到有所不同。這位張老伯在老伴的多次鼓動下，也開始練形神樁。在這之前他練過幾年鶴翔樁，但從來沒有覺得過什麼氣感。改練形神樁還不久，尚未嚐到甜頭。那天，我請汪阿姨給我看氣，談得興濃，張老伯這時提出自己膽囊脹痛，練氣功也未能見效，於是，我投桃報李，提出給他治療試試。我仍然先對他左手的內關穴發氣。發氣不到5分鍾，他突然閉起眼睛，以手撫額，喊“頭暈”。我連忙放開他的左手，站在離他1米多遠處，用手從他的頭頂向他的腳下引氣。這時，他的身子開始搖晃起來，腳下踉蹌了幾步，覺得站立不住。汪阿姨連忙扶他到魯迅墓前的石欄上坐下。他兩手搭膝，坐姿基本如坐樁樣。我站在距他2米多外處，用搬移法繼續對他進行治療。這樣大約有20多分鍾，眼見他的臉色一點點由灰黃轉紅（他的膚色本來較黑），額頭也滲出了一層細汗。他終於籲出一口長氣，舉起右手向我擺擺，說：“好了，好了。”又說，“我人軟掉了，一點力氣也沒有，讓我坐一會兒。”10分鍾以後，他走到談話的人圈中來，對我說：“你的氣真厲害，我第一次有這樣的感覺。站不住。後來覺得渾身發熱，出了一身汗，衣服都濕透了。人像洗了個熱水浴，現在很舒服。”我問他膽囊處感覺怎麼樣，他說脹痛感消失了。他又掄了幾下右臂，說牽拉感也消失了，本來右手動作時總覺得筋繃緊著。以後我幾次遇見他，他都說膽囊炎已經好了，沒那回事了。我想，倘若膽囊炎真是痊愈了，也與他自己堅持練功有關，並非完全是那次發氣的功勞。
我這麼說不是故作謙虛。從“途中”時期另一例膽囊炎的治療中，我看到，我發出的外氣有把握很快地止痛，卻不能一次性地予以根除。這一例的患者是我的嶽母，時間是1989年的四五月間。我記得那時大學生剛開始上街遊行，局部地區交通堵塞，我換乘了幾輛車，從市區外圍繞了一大圈，大概花了3個多小時才趕到嶽母家。當時，我對自己的氣功已經有了較高的信心，所以那天妻子下班回家來說，上午接到她姐姐打來的電話，嶽母老胃病複發，痛得大小便失禁，我便自告奮勇地表示用氣功去驅趕病魔。我沒有測病的功能，嶽母和大姨子認為是老胃病，我就當作老胃病來治。好在我治胃病與治膽囊炎的操作方法是一樣的。都先從內關放氣，使疼痛緩解，然後再直接對著疼痛部位發氣。在我治病的第一階段裏，操作方法很單調，治療所需的時間也較長。不過，治療時間之長短也許不僅與操作方法有關，與我本身的功力大小也有關。在早期的一些病例中，患者往往10分鍾以上才能有氣感（重、脹、熱等）；而現在，氣感的出現一般隻要一兩分鍾，快的一兩分鍾內症狀已消失。那天我治了大約有半小時以上。對嶽母不用太多顧慮，我就用勞宮穴直接敷治在她的胃部發氣。我離開的時候，她的疼痛感已完全消失，胃裏也覺得暖融融的。然而時隔半年不到，這年的9月下旬，嶽母又因為隔夜吃了大排骨，一早“胃”痛發作送了急診。經B超檢查，膽囊腫得很大，裏麵有許多結石。待我中午趕到中山醫院時，嶽母已收入病房，決定下午動手術。按照我的醫學觀點，不到萬不得已時，一定不要挨刀。我認為嶽母的病尚未到非挨刀不可的地步。但我的醫學觀點不便強加於人，即便此人是嶽母。況且我大姨子原是華山醫院皮膚科的護士長，在選擇何種治療方案這一點上，她無論如何比我更有發言權。我隻在以後我妻子患珠網膜下腔出血後的治療問題上，堅持說服她同意我的方案，這件事後麵將專章論及。嶽母開刀木已成舟，我隻能提出在術後向她的刀口放氣，減輕她的刀口痛，以表示我的一份孝心。發氣能減輕刀口痛，在當時隻是我的一種推想。既然發氣能夠活血消腫，那麼它應該也能止痛與促進傷口愈合。實踐的結果還超出了我的預期。我是手術後第二天上午趕到醫院去的。手術當晚由大姨子秦劍蘭陪夜，她用耳針為嶽母鎮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我到的時候，嶽母的刀口又在作痛，但還沒有痛到忍不住要叫喚的程度，隻是不大敢說話、吸氣，右腿蜷縮著不敢伸直。我還是用勞宮穴敷貼在她的創口上放氣。半小時後，她覺得吸氣不痛了，右腿自由屈伸沒有拉痛感了，本來冰冷的腳也熱了起來。從這次放氣後，嶽母的刀口再也沒有痛過，因此我沒撈到第二次表示孝心的機會。醫生對嶽母的刀口愈合之好表示驚訝。因為嶽母十多年偏癱，術前身體營養狀況較差，不說皮包骨頭，也是夠消瘦的。這樣的身體條件，一般創口不容易長好。再加上當時正值陰曆八月，天氣還很熱，這對刀口愈合也是不利的。但嶽母的刀口卻長得比一般身強力壯的小青年還好，不僅如期拆線，而且一年以後，該處皮膚上已不見凸起的“百腳疤”，隻留下一線淡淡的白色印痕。對此，嶽母和大姨子都認為，這是我發氣的功勞。
除了上述的平居時的實踐外，“途中”時期的較為突出的幾次實踐，則是在真正的途中——在我外出旅遊或參加筆會的途中。我出差的機會並不很多，但每次出差，無論是參加筆會，或由某單位邀請，或作協組織參觀訪問，總要與一些文人結伴同行。而文人多體弱，因此我幾乎每次都能撈到獻技的機會。1986年11月作協組組織8位作家到溫州去，同行中《文彙報》的周玉明，患有心髒病。在往大龍湫的途中，她覺得支持不住了，我用掐內關、足三裏、合穀的方法，幫助她翻過了一道嶺。臨回上海的時候，陳潔發燒了，我又去給她按摩合穀、太陽穴。1988年5月底《上海故事》編輯部組織一批作家到深圳、海南特區去作走馬觀花的考察。行前，我在作協機關接受了一次定期常規體檢，驗血報告顯示GPT稍為偏高，B超提示有脂肪肝，但報告都在我動身以後才送到機關，因此我在這次旅行中還是放心大膽地給許多人發了功。這次觀光日程安排太緊，再加上這年的夏天似乎提前來到，我們踏上海南島土地時，來接待的海南工會旅遊社的導遊說，已經有一星期連續不下雨，最高氣溫在攝氏37°以上，所以同行中有許多人頭昏腦熱，客觀上為我的生意興隆創造了條件。在這次旅途中，對兩個人的發氣值得提一下。一是《文學報》的江迅。在海南島的第二天，我們住興隆華僑農場。這天晚上他得了腹瀉。次日早飯後，從食堂出來，我見他臉色灰暗，就問他身體有什麼不舒服。他說服藥後腹瀉已止，但胃很痛，小腹也有些隱疼。我就先在他內關穴上掐了一會，再將勞宮穴直接貼到他胃部上去。誰知兩三分鍾以後，他叫起來：“哎呀，頭暈，不行，不行！”這時正巧陸幸生跑來，他倆昨晚住一間房，陸幸生連忙把江迅扶回房間去。一會兒，陸幸生跑來了，說把江迅扶到房間門口時，他似乎已神誌不清了，渾身是汗，就像從河裏撈起來似的。這時，已到了原定的發車時間，江迅這樣子要躺到幾時才能恢複過來呢，大家都有些著急。幸好10分鍾不到，江迅就跑來了。後來他一路在車上談笑風生，顯得沒事一樣。我問他胃裏感覺如何，他輕鬆地回答說全好了。這天是從興隆農場縱穿全島回海口市，下午還要乘飛機到廣州，是在海南島的3天中，最疲於奔命的日子。許多好漢，包括我在內都有些“瘟”了，反襯出江迅格外的精神。這是我發功中碰到“暈氣”的第一例，此後，我看到這類現象就無所畏懼了。此行的另一例是對李良傑發功。那是在深圳吃早茶時，距此番旅行結束還有一天。於炳坤打算拖李良傑一起往福建去，但偏巧這時李良傑的腿部老傷複發了，那天早晨起來一瘸一拐地走路顯得很艱難。我並非有意成全於炳坤，隻是看到李良傑行走不便，動了惻隱之心。然而幾天緊張的旅行，乘車多，睡覺少，天太熱，再加上給不少人發了氣，我覺得有些虧，因此這天多用了些推拿，少放了一些氣。不料南方濕度高，人出的汗發粘，而我又太求勝心切了些，結果在叫李良傑的腿恢複了靈便的同時，搓去了他腳上的一塊冬青葉大小的表皮。這樣，雖然第二天李良傑被於炳坤拖著腿腳利索地告別大部隊往福建去了，卻從此也給他逮到了嘲笑我氣功的話柄。他每每要抬出他的腿來，證明我的氣功不怎麼樣。我向讀者保證過寫這本書要客觀、真實，因此特地將這件事錄下。
大概在這年的九、十月份，《上海故事》編輯部在上海郊縣組織了一次活動，我又給人發了一次氣。這次發氣就病症來說沒什麼稀奇，但它使我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發氣是在午餐席間進行的。鄉鎮企業招待的午餐，烹調不是很精美，但用料很紮實。菜上到三分之二時，我已經飽了。這時，江迅來請我給旁邊一桌的外籍華人劉淑嬌女士發發功，她因為胃痛基本上沒有動筷。我在她的內關穴按壓了一下後，就采用由阿是穴向胃部發氣的方案。兩三分鍾後，她打了兩個嗝，說胃痛好了，就開始用餐。而我則發現本來已經填滿的胃一下子變空了，又裝了許多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進去。這種明顯的落差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以前給人發氣不多，而且發氣多在會議或旅途中，膳食供應都很充沛，所以對那種發氣後的饑餓感沒有很強烈的體會。從那次發氣以後，我開始留意起來，發現這種饑餓感在我幾乎是一種發功後的必然伴隨現象。這證明外氣確實是一種物質，它的能量是由另一種物質轉換而來的。雖然我發功僅僅是靠意念來操作，從外部看沒有什麼大的動作，發功時還能跟人說說話，似乎輕鬆得很，但從消耗能量這一角度來看，這一運動的強度還是非常大的。倘若我去參加三千米的長跑，恐怕還不至於一停下來就覺得肚子餓，而我平平靜靜地發了兩三分鍾氣，胃裏卻立刻空出一半來。不過這一發現倒反而使我定了心，讓我在以後放氣時更少些顧慮。因為其一，外氣是種物質，就消除了一部分對它的神秘感，使用它就像使用我的手、足一樣，隻存在如何調訓，控製的問題，不怕它調皮搗蛋。其二，既然存在著能量消耗，從某種意義上說，就不用太多顧忌玄而又玄的元氣損耗說。所謂元氣損耗，可以從發氣後沒有能及時補充營養這一角度去理解，或者雖然補充了營養而機體卻來不及吸收。這樣，問題就可從適當控製運動量與及時從最佳途徑去補充營養這兩個方麵去加以解決。在以後的實踐中，我一方麵注意控製每天發氣的量，一方麵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發氣後立即進食，吃些水潽蛋之類易消化高營養的食品，試驗下來的效果頗為理想。到目前為止，總的來說，我沒有感到元氣有很大的虧損，相反，功力似乎倒有長足的進步。
東拉西扯了那麼許多，現在該說說途中撿得的那條命了。
那是1988年的10月19日。我被當時在《市場藝術》供職的詩人錢國梁與在《上海工業經濟報》服務的作家朱卓鵬兩位仁兄拖去，到岱山采訪一家鄉鎮企業。又與到這家企業來參加新產品鑒定會的一批專家、記者們，一起上普陀山去逛了一天。那天上午我們從普陀山回沈家門，準備在那裏用過午餐後，乘船回上海。午餐進行到最後一道湯端上桌麵時，另外一桌忽然騷動起來。我循聲望去，隻見那桌上的人都站起來圍向一位中年男子，那人兩目緊閉，臉色刷白，腦袋搭拉下來歪向一邊，已經失去了知覺。我們這桌上的人也都立刻站起來，跑了過去。我跑過去一問，暈過去的是同濟大學的副教授蔣覺先，這次他是與妻子，上海民用建築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應愛珍一起來參加鑒定會的。在一年多以前，他得了冠心病。剛才吃飯時他覺得胸口有些悶，吃不下，應工就讓他靠著休息一會，等湯上來喝兩口，誰知道一下子就暈了下去，嘴角也吐出白沫來。應工估計他是急性心肌梗塞，就在他衣服的口袋裏找急救藥，不料把上裝、襯衣與褲子的口袋都翻遍了，急救藥就是找不到。情況緊急，我挺身而出，指揮人把方凳拚成一長條，將蔣先生扶到方凳那邊來。我本打算讓蔣先生躺在方凳拚起的“床”上，忽然想到，這種症狀也有可能是腦血管意外，而腦血管意外病人是不宜放倒的，於是，我就讓蔣先生“坐”在方凳上，後麵由幾個人扶住，我則坐在他的對麵給他發功。老實說，對心肌梗塞怎麼搶救我一無所知。我隻記得古中凡人昏厥過去都先掐人中，所以我第一就掐人中。人中被我掐出了一道指甲印，然而他還是毫無反應，於是我接著狠狠地掐他的合穀與內關。一般的人，經我在合穀上輕輕一掐，都要哇哇叫著跳起來，可是這位蔣先生卻很沉得住氣，依然閉著兩目不予理會。我有些黔驢技窮了，但隻治了兩三分鍾，還不甘心就這樣打退堂鼓。我振作精神，集中意念，抬起右手來，在離他身體兩三寸外處，從胸口向肚皮一遍遍地理氣。我這麼操作也並非完全毫無根據。20年前，我在湖北路小花園裏，就曾見過有人用這樣的辦法，為練氣功走岔、一股氣堵在胸口那裏不下來的人疏導，居然立竿見影。我以前一直認為這是心理暗示，但眼下情急無奈，管它什麼辦法先拿來用用再說。也不知是剛才掐人中、合穀，內關，要過片刻才慢慢顯出作用來，還是這樣理氣真有功效，反正上下拉了十幾次以後，蔣先生的臉色漸漸地由白轉紅，他的頭也開始左右轉動起來，但是他的眼睛還是閉得緊緊的。看見出現了轉機，我就動作得更賣力，更有信心了。這時，蔣先生的手也開始動起來，艱難地伸向褲腰的表袋。他妻子應愛珍立刻領會了，馬上從表袋裏挖出急救藥來。藥片送入了蔣先生的口中，大家都鬆了口氣。但這時錢國梁卻發出了警告。我在給蔣先生理氣時，他一直抓住其右手在把脈。錢國梁的脈案很好，在文人圈子裏是有些名氣的。“不行，看樣子還要送醫院，”他說，“心的脈完全沒有，他現在心裏非常難過，但嘴裏說不出。”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又想到了足三裏穴。他剛說完，我已蹲下身去在蔣先生的腳上尋找穴位。量準穴位後，我將腰腿勁提到大指肚上，竭盡全力地往裏鑽。就在這同時，錢國梁突然叫了起來：“咦，脈跳怎麼正常了？”他把脈背對著我，我的操作他一點也沒看到。我心頭掠過一陣狂喜，足三裏真是神穴，它對治心肌梗塞也有奇效！我連忙在蔣先生另一條腿的足三裏穴上又加了一記。錢國梁直起身來說。“好了，好了，現在沒問題了，可以一起回上海了。”似乎為了證實他的話，蔣先生也立刻睜開眼睛，撐著要坐直身子。雲開霧散，大家的臉上充滿陽光。
在船上，蔣先生同著應工特地到我們住的艙房來道謝。那時蔣先生已完全恢複，臉上毫無病容。應工介紹說，這次是自蔣先生戴上冠心病帽子以來的第一次大發作，所以雖然隨身帶著藥，卻沒有事先約定放在哪個口袋裏。還虧搶救及時，才轉危為安。現在蔣先生感覺良好，明天早上船靠碼頭後，他還要趕到學校去上課。
本來還不知道這件事的嚴重與驚險，後來在報上看到消息說上海青年話劇團的導演胡偉民是自己走著到華山醫院去看病，在就診時突然暈倒，雖經搶救卻終於未能醒來，經診斷為彌漫性心肌梗塞，我方才覺得自己的魯莽與幸運。所以我說“途中撿得一條命”時，不是想表現我如何地瀟灑，麵是想說明我是多麼地僥幸，僥幸得似有神助，這點是特別需要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