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徐福向秦始皇表示，隻要給予足夠豐盛的貢品，仙藥就可以得到。秦始皇在得知仙藥可求後，心中大喜，於是又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撥付給徐福使用，命令徐福繼續尋仙求藥。數年之後，秦始皇自知自己年老體衰，將會不久於人世，於是急不可耐地“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
眼看危險將臨，徐福想到了一個搪塞之策，請求秦始皇派人射殺妨礙他尋仙求藥的大魚。秦始皇再次上當。為了表示自己對尋求仙藥的重視，他親自出海圍捕巨鯨，最後射殺一魚。在踏上歸途之前，秦始皇又聽信徐福的謀劃，再次派他出海遠行。這一次，秦始皇令人為徐福征集了3000童男童女和各種工匠，準備了大批船隻以及大量的貢品、財物和五穀種子。但讓秦始皇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徐福一行人揚帆入海，再也沒有返回。其實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徐福利用秦始皇渴望求仙的心理，盡心策劃了這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為了能夠渡海，也為了能夠在陌生的地方生存，他才會在最後一次求仙的船上搭載著百工和穀種。
如果說徐福對秦始皇的影響隻是耗費民力，造成財物浪費的話，那另外一個秦始皇所寵幸的人可以算得上位列奸佞了。這個人就是盧生。徐福以神仙之說隻是為了騙取錢財，而盧生則是已經影響到了秦國政治。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公元前215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東臨碣石，燕人盧生效仿徐福的辦法，同樣獲得了秦始皇的信任。秦始皇命令盧生負責尋找仙人羨門、高誓。除此之外，秦始皇又派他的同黨“韓終、侯公的、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
在盧生返回鹹陽後，獻上了據說是在尋仙過程中所獲得的圖書，其中就有“亡秦者胡也”的讖言。這使得秦始皇立即啟動了大規模地對匈奴作戰和修建萬裏長城。從曆史上來看，雖然大規模修築長城並對匈奴用兵絕非因盧生一言而定，但是盧生肯定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為了獲取更多的富貴，秦始皇三十五年，盧生向秦始皇獻上了一個尋仙求藥的另外一個方略。他對秦始皇說：“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原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從盧生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個信息：
第一，真人就是仙人，盧生詭稱真人入水不沾水，入火不感到灼熱，還能夠淩雲駕霧，是和天地一樣萬古長存的。
第二，他為自己求仙遇阻同樣找到了借口。秦始皇求仙多年而未有成果，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物有害之者”，也就是說，有人妨礙秦始皇見到“真人”。
第三，為了能夠見到真人，人主的所有行動都要保密，包括人主住在哪裏都不能讓臣子知曉。秦始皇隻有做到居無定所、居無人知，才可能得到長生的仙藥。
此時的秦始皇早已經對這些神仙方士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在求長生的欲望刺激下，秦始皇對盧生的話深信不疑，立即下了三道命令：一是改“朕”為“真人”。二是將京城內的宮殿一律相連，這樣，秦始皇就可以避開地麵，從空中遊走在二百多座宮殿之中，自己的行蹤也就不會被大臣們所掌握。三是敢於泄露秦始皇住所的人，一律處死。
由此可見，秦始皇晚年為了能夠得到長生不老藥，可謂是不惜任何代價。這種心理很快就從三件事上得到了印證。
第一件事就是秦始皇在下達上述三條命令後不久，在一座行宮上麵的高處遠遠看到丞相李斯出行的龐大車隊，為此，秦始皇隨口說了幾句話。有一位宦官悄悄將秦始皇的不滿告訴了李斯，李斯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減少了隨從。沒過多久，當秦始皇再次看到李斯的車隊時，已經變成了輕車簡從。對此秦始皇異常憤怒，他認為是自己身邊的人泄了密，於是就立即下令將那天自己身邊所有的隨從宦官都進行審訊，但是沒有人敢承認。事情發展到最後，秦始皇下令將那一天隨從的宦官全部都處死。經過這件事情以後，宮中再也無人敢泄露秦始皇的任何行蹤。
第二件事是在公元前216年。這一年秦始皇突然改“臘日嘉平”。“臘”是古代十二月的祭日。後人在《史記集解》裏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誌，因改臘日‘嘉平’。”
這個故事的真偽尚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秦始皇為求仙成功而改“臘”為“嘉平”則是確有其事的。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秦始皇對求仙的迫切渴求。
第三件事發生在公元前211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六年。此時的秦始皇已經深感年老體衰，多年的尋藥也沒有結果，心中自然十分鬱悶。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指令朝中的“博士”們專門創作了一首《仙真人詩》，並且在他巡行天下的時候到處演唱這首歌。雖然最終由於曆史文獻的缺失，我們今天已經不知道這首《仙真人詩》究竟是一些什麼內容，但至少也是一首秦始皇表達求仙願望的歌曲。
神仙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中的特產，神仙是人而不同於人，屬神而不同於神。在中國文化中，神界有職守和條例，而仙界則是毫無羈絆。總體來說，仙人比神明要自在得多。秦始皇求仙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秦始皇意識到自己並不是什麼神，而是普通的人。為此，他才不惜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來試圖滿足自己擴張的人欲。
秦始皇晚年迷信方士，一心求仙，給整個秦帝國帶來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為了能夠尋找仙人，無數的民力和財力被浪費掉，這對於原本就已經將近枯竭的民力又是一次壓榨。無論是各種祭祀還是求藥，秦始皇為此做出的花費可以說不可勝數。這對國計民生的損害是難以估量的。
其次，由於迷戀求仙，秦始皇的施政態度、生活習慣甚至個人人格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很難想象一個曾經氣吞八荒的君主在自己生命的後半段幾乎找不到任何明智的政治舉措，反而荒唐的政治行為卻接連不斷。
焚書與坑儒的真相
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依據一個經過秦始皇親自裁定的詔令，全國各地開始了大規模地焚毀圖書的行為，許多古代珍貴的文獻因此而銷聲匿跡。時間僅僅過去了一年，秦始皇的另外一道詔令，一批在官方機構服務的術士、學者被活埋或者流放。這兩個事件史稱“焚書坑儒”。在秦始皇的一生中，“焚書坑儒”一直被認定為是最殘暴和最專橫的表現。事實上，無論從哪個時代的價值標準來看，秦始皇的這種行為都可以說是殘暴的表現。
“焚書”是一個王朝文化建設與文化專製交織的產物。“坑儒”事件所坑的也並非都是儒生，準確地表達應該是“坑術士”。這兩件事雖然有一定的關聯，但是其中是非曲直應該從還原曆史的真相入手。
“焚書”的起因在此前有一次提及，簡單來說就是在一次盛大的酒宴之上，仆射周青臣向秦始皇獻了祝詞，他充分肯定了秦朝的製度，認為郡縣製是取得目前太平盛世的主要原因。但是他的說法遭到了博士淳於越的強烈反對。他認為秦始皇對子弟不進行分封是極其錯誤的做法，這種行政方式不僅不值得頌揚，而且有亡國的危險。
此時焚書事件的主角登場了，他就是一直力主郡縣製的李斯。李斯對淳於越的觀點進行了兩點針鋒相對的反駁，這次反駁在曆史上很有名，全文如下：
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簡單來說，李斯對淳於越的反駁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法後王不當法先王。也就是說，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盡相同，夏、商、周三代治國的方法也並不是完全沿襲前朝。這都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而已。如今陛下開創大業，建立萬世之功勞本來就是儒生所能料想到的。何況淳於越談論的都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情，有什麼可以值得效仿的呢？
第二，禁私學以滅異說。李斯認為現在有些人不學今人而隻學古人，對當今現狀進行種種議論，擾亂百姓之心。有的人隻知道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誹謗皇上所創立的製度。如今一些人一聽到皇上的詔令就議論紛紛。如果這樣的局麵不加以控製，很容易就形成結黨營私。
在說完這兩個理由後，李斯趁機向秦始皇說出了自己的建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這段話翻譯過來就是說不是秦國史官寫的史書都要全部銷毀，對於各種不遵從法令的人將會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
秦始皇很快就采納了李斯的建議，“焚書”正式開始。
秦始皇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難道說是秦始皇是野蠻的人，一點也不重視文化建設？從現存文獻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秦王朝和秦始皇對於文化建設還是相當重視的。“焚書”具有相當的偶然性，是特定矛盾在特定情境下激化的結果。事實上，在此前嬴政在位的30多年的時間裏，秦國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以殘酷的手段推行文化專製的實例。那為什麼淳於越的話會如此激怒秦始皇呢？
仔細分析淳於越的問題後，我們就可以發現事情的嚴重性。淳於越提出的不是一個具體的政策問題，它實際上是涉及了對秦朝基本製度和統治方略的基本評估問題。“郡縣”之爭的實質並不是簡單的製度之爭，而是新舊兩種政治模式之爭。這對於已經樹立起威嚴的秦始皇來說是不可容忍的。秦始皇原本有更適當的方案和手段來解決這次爭端，但是最終他卻選擇了一種最不可取的方式。他試圖用最為簡單和粗暴的方式來讓人們臣服，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場劫難。
事實上，秦始皇焚書不僅沒有達到統一思想、杜絕批評的目的，而且非常不利於統治思想的發展和完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經過這件事以後，秦始皇的統治方略開始逐漸變得僵化，同時也給自己樹立了更多的敵人。
對於“坑儒”，從字麵上看，似乎這次秦始皇的行動是專門針對儒家的，是為了同一個目的而采取的有步驟的行動。一些學者就此認定秦始皇是“尊法反儒”的。秦始皇的政治理念與法家學說相近這是事實；在“焚《詩》《書》，坑術士”中，儒學遭受到的損失可以說是最嚴重的，這也是事實。但是，這兩件事都不是專門針對儒學或者儒者而來的。
坑儒的事情發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12年。整個事件的緣起以及結果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詳細的記載：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言以亂黔首。”於是使禦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這是一段相當完整的記錄，之所以要全文錄下，是因為我們可以從這篇原文中發現幾個被人忽略的基本事實：
首先是坑儒的起因。
術士侯生和盧生原本就是一群政治騙子。他們能夠得到秦始皇的信任，獲得官爵和財富，隻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能夠找到仙藥。在“焚書”和秦始皇殺掉自己隨從的事情發生後，盧生和侯生感到了一絲害怕，擔心謊言隨時會被戳穿，自己性命終將不保。於是，他們聚在一起議論秦始皇以及秦朝的政治。這些術士的議論觸及了三個問題：秦始皇的為人、秦始皇的為政以及秦始皇的求藥。總體來說，他們認定秦始皇是一個剛愎自用、貪戀權力的暴君。這種人是不可能得到仙藥的。
其次就是坑儒的經過。
侯生和盧生的這番言論可以說是讓秦始皇顏麵無存。在這一番議論之後，兩個人覺得再待在秦始皇身邊就會有性命之憂，於是很快就逃走了。可能由於保密工作做得並不好，他們在背後議論秦始皇的話很快就傳到了秦始皇的耳朵裏。秦始皇的反應不是普通的憤怒，而是“大怒”。
秦始皇大怒的首要原因就是自己遭受到了欺騙，這對一向以英明神武自詡的秦始皇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他對侯生等人“尊賜之甚厚”，不僅給予官爵和俸祿，而且提供大量資金供他們求仙尋藥。但是這種信任帶來的結果卻是屢屢上當受騙，這對一直滿懷希望的秦始皇來說無疑是一種打擊。
除了感到受騙之外，秦始皇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這些人不僅欺騙自己，而且“誹謗”朝政。這種對君主的攻擊讓秦始皇勃然大怒。於是，秦始皇開始下令逮捕京城鹹陽的諸生，並派人私下進行查訪。這一查訪不要緊，秦始皇還得知了另外一個事實：誹謗朝廷並不是個別人的行為，那些被官府以官爵、俸祿供養在鹹陽的諸生中竟然有人“■言以亂黔首”。
這就將這一事件的性質定下了一個基調。惱怒至極的秦始皇開始了大規模的逮捕和審訊，而這些被逮捕的諸生又相互揭發，因這事受到牽連的人高達460人。對於這些人的處理，秦始皇采取的是肉體消滅的辦法，將這460人全部活埋，並且通告天下。
後世對這一事件的爭論就是秦始皇坑殺的諸生到底有多少儒生呢？按照曆史的記載，當時“誦法孔子”者對秦朝政治的非議是最多的，但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誦法孔子”者不一定都局限於儒家學派。許多陰陽家和名家學者在一些政治主張上深受孔子的影響，表現很像儒家。簡言之，這些不幸被坑殺的諸生中以儒者或者深受儒家政治思想影響的學者居多，但絕不是秦始皇故意將矛頭對準某一個具體的學派。
無論是“焚書”還是“坑儒”，其性質其實都屬於“帝王一怒而天下秋”，是專橫暴虐的君主在政治上的統治行為。這一舉動對中華文化帶來的傷害是巨大的，因此受到後世的廣泛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