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符號化
在任何一種文化中，都會自覺地創作出一種人格化的文化符號，也就是從曆史上或者現實中選取某種有代表性的人物進行加工，讓他成為一種符號。最簡單的體現就是古代的“堯舜”和“桀紂”等。而在很大程度上，“秦始皇”在很長時間內也都是一種符號性的文化，而這種符號性的標簽也是不斷變化的。
首先這種符號化的評價首先來源於先秦的評價。在我國古代，有抨擊暴君暴政的傳統。傳統的曆史中《尚書》、《詩經》等文獻中就留下來一些著名篇章。在先秦的文化評價體係中，詛咒暴君總是與敬仰明君是結合在一起的。道義上的價值常常以一種人格化的形式出現，也就是“堯舜之道”。以“堯舜之道”為一個尺度，也就是以“有道”與“無道”作為標準。
先秦時期，人們在談論為君之道的時候，諸子百家中絕大部分人都以“堯舜之道”來評價的。作為一種政治上的觀念，很多公眾人物都成為這種觀念標簽的組成部分。其中讚揚的人包括了堯、舜、禹、湯、文、武等開國明君，而他們的反麵就是桀、紂、周幽王、周厲王等人。前者的成功人人羨慕，而後者的失敗則被人所唾罵。當這些例子被擺出來的時候，“堯舜之道”的價值就會被凸顯出來。而這種價值尺度被人們所認可的時候，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種標尺。
秦朝建立後，秦始皇奉行的政治政策成了後世認定“秦始皇”暴政的基礎。從曆史上看，秦始皇完成了一次非同尋常的曆史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包括外部的征戰，同時也包括了內部的改革，但是這種改革又大多數是憑借著暴力完成的，故而就讓人形成一種口實。秦始皇還在當政的時候，就已經有人認定秦始皇是一個暴君了，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當屬盧生、侯生等人。
在風起雲湧的各種群眾性反秦鬥爭中，以“伐無道，誅暴秦”為宗旨的各種政治綱領和政治口號十分盛行。這就在社會各階層中容易形成一種全麵的否定，也就是認為秦朝的政治是一無是處的。
漢朝建立以後，上至統治者，下到普通臣民，為了論證由秦至漢改朝換代的合法性，以及為了借鑒秦亡的教訓，一般最好的辦法就是否定它。曾有學者做過這樣一個統計，整部《史記》中有關漢人議論秦朝滅亡教訓的記載共有80多處，其中指責秦始皇施行暴政的有將近70處，這樣一個比例是很容易說明其中問題的。就在這樣的一片指責和謾罵中，人們在有意無意中曲解和篡改了曆史原本的麵目。這就造成了一種錯覺，那就是每當人們提及“秦始皇”的時候，人們腦海中想起的就是一個殘暴君主的形象。
漢初首先對秦始皇做出評價的是陸賈。根據《史記·陸賈列傳》記載，陸賈在被劉邦拜為太中大夫後，在劉邦麵前“時時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劉邦見陸賈言之有理，於是便命令他“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賈接受命令在所著的《新語》一書中這樣寫道：“秦始皇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奸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
陸賈隻是這種代表的典型人物之一。剩餘的包括賈誼、晁錯、賈山等人也在不同的場合和文章中反複提及這樣的問題。綜合他們的議論，他們羅列的秦朝罪狀主要有以下幾條：
第一就是“廢先王之道”。這可以說是批判秦政的綱領性論點。在漢代政論家中，每次論及這個問題，大多數人首先都將“廢先王之道”作為諸多提綱，所謂的“於是秦兼並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這在當時幾乎是一種模式化的評論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批判大多數都是儒生，他們在這種背景之下自然要替“王道”說話，而崇尚法製的秦始皇隻能是被批判的對象。
第二就是“焚百家之言”。無論是漢代還是現代，秦始皇焚百家之言都被列為罪行最為惡劣的一樁行為。特別是後世的一些儒家認定這是秦始皇專門針對儒家學說的暴虐行為。在古代的政治批判中，隻有秦始皇被加上了“欲盡滅先聖之道”的評語。曆代儒者抨擊過許多暴君，而加在秦始皇麵前的這條是其他暴君所不具有的。這就是說，秦始皇不僅是“無道”，而且是“大逆不道”。曆代儒者抨擊的諸多暴君中，加在秦始皇身上的詛咒最重。
第三就是廢分封，行郡縣。許多漢代政論家認為，秦始皇的一大罪狀就是“以為周製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風，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許多政論家認為這是導致秦朝快速滅亡的主要原因。絕大部分的漢代政論家認為，秦代行商鞅之政，廢除井田，雖然可以富國強兵，但是卻導致了土地兼並、貧富不均等諸多的社會問題，甚至由此引發的等差不分、賦斂無度等一係列的政治問題。
第四就是刑罰酷虐。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實行法治必然要重用法吏。秦始皇的法治與法治相關的弊政是漢代政論家們抨擊的主要對象。賈誼就曾說過“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這其實就是抨擊秦始皇的治術。這種言論在漢代是司空見慣的。
第五就是秦始皇窮奢極欲。漢代政論家普遍認為：“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大奢，奉終大厚。”這一類的抨擊已經涉及秦始皇眾多的驕奢政治。這種論調以東方朔的言論最為典型，在《漢書·東方朔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台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這一類的抨擊在漢代是很常見的。
以上幾點可以說是漢代政論家特別是群儒對秦始皇所下的公論。這些言論涉及秦始皇的政治理念、政治製度、政治原則以及具體的操作等。這樣一來，秦始皇的政治也就變成了徹頭徹尾的暴政。
通過上麵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漢代群儒在以一種特定的價值體係來詮釋曆史上的秦始皇，這種將客觀存在的暴政事實與誇大的乃至虛構的暴政交織在一起，於是就給後人留下了一個一無是處的暴君形象。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漢代群儒故意不談“漢承秦製”這個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事實。在漢代，無論是製度還是具體的規章規範都是從秦代承襲而來。他們將秦政歸咎於法家，將漢政歸功於儒家，甚至將漢朝的一些弊政都歸罪於秦朝的遺毒。他們為了確立和鞏固儒家學派的官方學說地位，甚至對秦朝一些政治刻意歪曲，大肆渲染他的暴政。漢代群儒以特定的價值體係詮釋曆史上的秦始皇，在“秦始皇”這一文化符號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在漢代政論家的種種抨擊中，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這些人抨擊秦始皇的暴政不是為了研究曆史，而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無論是陸賈還是賈山、賈誼、晁錯、主父偃，他們為君王的現實政治對策服務，每一篇議論都非常具有針對性，且大多具有勸諫的性質。他們對君王的勸諫很少進行客觀分析，並且多有聳人聽聞的嫌疑。有的時候為了自圓其說，他們不惜誇大其詞，甚至憑空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