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把書稿的最後一個漢字敲完之後，長長舒了一口氣，好像完成了某種使命。人生對每個人來說都隻有一次，到了晚年回首自己走過的路，總有許多感悟，將之總結、回味、反省、升華並記錄下來，形成鏈接自己一生的軌跡，我覺得這是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
有人認為我又在舞文弄墨，對我的想法、做法付之一笑——“都過去了，寫它還有什麼用？”而我對此卻不能苟同。因為做為靈長類高級動物的人，其追求決不隻限於物質的東西，而精神上的滿足在一定意義上往往會使人感到一種特殊的享受。這一點我想隻有親曆之後才有體會。盡管現實社會變得越來越功利，但我相信，任何時候真正富有的一定總是屬於精神充實的那一類人。正因為如此，這篇紀實性的文字才讓我感到很珍貴、很親切，甚至每每與人道來，總是如數家珍，甚至顯得有些滔滔不絕。
我想，許多人閱後恐怕還是要問：“豆蔻年華的你們當時為什麼會做出那樣的抉擇？”“如今你們後悔當初嗎？”尤其是許多年輕人更會認定我們當初幹的是一件傻事。要回答這些問題，我想應該讓我們再一次重提一下中國人民取得政權的曆史以及當初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這樣也許你自己就會得出結論來。
我們的領袖毛澤東曆來重視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早在二十年代他就認識到農民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號召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發動、組織和領導農民參加國民革命運動，他還身體力行，在廣州舉辦了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全國培養了一大批後來成為農民運動火種的農運幹部。
毛澤東同誌還利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實地考察，並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光輝著作。從而有效地指導了湖南農民運動，為北伐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接受農民教育的思想就此萌芽和產生。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延安各界青年慶祝“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大會上作了題為《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係統總結“五.四”以來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為中國青年指出了到工農群眾中去的正確方向。他指出，“五.四”運動以來的青年運動是整個人民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的方麵軍，占全國人民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才是主力軍，隻有方麵軍和主力軍結合在一塊，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後堡壘，這就決定了知識青年要投身革命，就必須走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毛澤東在文中還提出判斷一個青年是否革命的標準。這種思想在民主革命時期日趨成熟，並隨著革命的深入，特別是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興起而更加堅定。於是才有了指導青年知識分子的方針，才有了抗日戰爭時期廣大知識青年舍棄舒適的城市生活，衝破敵人的層層封鎖，奔赴延安和敵後根據地的革命壯舉，才有了知識分子和工農打成一片，以“為民族生存而戰”的激情獻身於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才有了從中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偉大行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他們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教誨，鼓勵他們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發揚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並係統地培養知識青年成為抗日戰爭和革命事業需要的各類人才，這就為日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提供了成功的範例。
全國解放以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共和國的曆史上有過兩次。
第一次出現在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上山下鄉工作的開展與當時我國惡性膨脹的人口狀況、城鎮就業矛盾加劇以及廣闊農村、邊疆地區需要有文化的建設人才等曆史條件有關，其出發點是嚐試解決城鎮部分青年的就業問題。
從一九五五年開始，毛主席就提出了“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口號。在共青團中央的倡導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都組織了“青年遠征隊”，奔赴窮鄉僻壤，創建了聞名全國的“北大荒北京莊”、“江西共青墾殖場”、“大陳島青年墾荒點”……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在由劉少奇主持寫成的《人民日報》社論《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中明確指出，從事農業生產是今後中小學畢業生就業的主要途徑。毛主席關於“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口號正式見諸報端。此時中央提出中小學畢業生到農村去，主要出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考慮，出發點在於發展農村社會主義經濟。在這一時期的一九五八年，恰好十七歲的邢燕子初中畢業，回到農村的爺爺身邊務農，由於她不怕苦、不怕累，和農民一起為改變家鄉麵貌做出了巨大貢獻，被中央樹立為全國青年學習的榜樣。可是，正當廣大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積極準備響應黨的號召到農村去大有作為的時候，一九五八年，不切實際的浮誇風吹遍全國，神奇地出現了無數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中小企業，人們意氣風發地企圖一夜之間就把中國變成工業大國。於是“土法上馬”遍地開花。這又需要大批的城市勞動力，甚至許多農民也流入了城市。這時的上山下鄉已經名存實亡。接踵而至的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又使我國國民經濟墜入低穀。有的農村已經到了食不果腹的艱難境地，餓死人的現象時有發生。到了六十年代初期，蘇聯背信棄義、落井下石，昔日的“老大哥”反目成仇，他們單方撕毀雙方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撤走全部蘇聯在華專家，使我國經濟建設蒙受重大損失，就業壓力再一次擺在城市青年的麵前。更可悲的是，在反“右”鬥爭中，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使得剛剛引起重視的人口政策被徹底否定。由此又造成了後患無窮的中國人口的惡性膨脹，湧入城市的農民不得不再次回到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