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據《左傳》記載，楚國大夫鬻拳兵諫楚王，以後又自刖（砍去腳）去做了楚國首都看城門的官。楚王兵敗逃回來，他又不讓進門，逼楚王再去打仗。楚王打勝仗班師回來，病死途中，鬻拳趕去安葬楚王，然後自殺。“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也許，從此楚國首都的城門官也世襲了。（見《左傳·莊公十九年》）而據《莊子·徐無鬼》中說，齊人南郭子綦的兒子梱到燕國去，途中遇盜，強盜覺得“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據清代學者孫詒讓說，“適當渠公之街”，應該是給齊康公當閽人，看門。從這兩例閽人都是受刖刑的來看，閽人可能屬於台，甚至由受過刑的奴隸來擔任。也可反證台是最低等的奴隸。從“王”到“台”，十等人已俱全。十等人之間有九“臣”關係，其中假“臣”居多，真“臣”很少。但隻要有一兩種真“臣”關係，即可證明中國曆史上確實存在過人與人之間的占有與被占有的關係。占有者對被占有者有淩駕法律之上的生殺予奪之權；被占有者的人身自由、財產與生命為占有者所剝奪，不受法律保護。或者說，中國古代的所謂“法”，首先保護的是占有者對被占有者的生殺予奪的權利。這一點，在《韓非子》裏是反複申說，不厭其詳。因此，先秦法家之“法”，簡直可以說是奴隸主階級法權。把法家思想視為“法治思想”，把儒家的仁政思想視為“人治思想”，實在是同曆史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
十等人已說完，但無宇緊接著又說：“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圉是養馬人，牧是養牛人。《漢字》依據這段話，把牧（也應包括“圉”）注為：“春秋時最下賤的奴隸。”好像“仆”、“台”雖賤，還是服侍人的，而“圉”、“牧”服侍牲畜，更等而下之。但“皂”不是也有養馬的嗎?難道為官府養馬身價就提高幾等嗎?況且，前文明說“人有十等”，“圉”、“牧”卻是第十一、十二等，這“等外”之人，為何非得論而列之呢?而既言及“圉”、“牧”，又為何不依前例，說“台臣圉”、“圉臣牧”呢?我反複尋味，發現最後一句話其實是比喻，“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是說：“就像馬要有圉人調教，牛要有牧人馴養，才能應付各種事務一樣，人也需要這樣的等級管理。”把君臣關係、官民關係比做馴養人與牲畜的關係，在當時的語境中，並不怎麼觸目與引人反感。這一方麵反映了中國古代意識中人與自然界動物的親密關係，如《列子》、《莊子》、《左傳》中說到過“馬生人”，或把選賢才比做伯樂相馬等；另一方麵，也表明周禮文化製度實行了幾百年，已經形成了“人分等級”的政治現實與強勢話語，為進一步演變到宗法製集權社會提供了基礎。中國的“人有十等”的話語，雖然沒有發展到印度種姓製度那樣嚴酷的地步，但由“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演變出來的全社會臣屬於一個孤家寡人的思維定勢，恐怕與給社會、曆史帶來巨大的負麵影響的種姓製度相比，也難分伯仲。
當時的有識之士，對這種強勢話語，都作出了態度鮮明的批評。最著名的表述，當屬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莊子則借哲人長梧子之口，對之嘲諷道：“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汝）皆夢也。”而讀者將在以後各章的注解中看到，《老子》全書，不僅一以貫之反等級製度的思想，而且從形而上的高度，給“君為輕”、“為下”，給出了一個明確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