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道章 〔王本三章〕
不上賢，使民不爭； 君主不自以為賢能，濫用權力瞎指揮；不以難得的東西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 為貴重物品，占為己有；不表露自己的意圖與嗜好，讓
不為盜；不見可欲， 下麵的人去張羅；這樣，就能使人民不爭鬥，不偷盜，
使民不亂。 不窺探權力。
是以聖人之治也， 正因為這樣，有道之君來進行治理時，
虛其心， 要使他的心懷虛空，
實其腹， 而胸腹精氣充實；
弱其誌， 要減弱他的主觀意誌，
強其骨。 而增強責任感與承受力。
恒使民無知無欲也， 如果要長久地使人民揚棄逐利之知與感官之欲，
使夫知不敢， 就要使他們知道什麼事情會危害他們的生命而不冒進、妄作，
弗為而已， 未作而罷手。
則無不治矣。 那麼，就沒有什麼治理不好的了。
從以道注德角度看，本章是具體解釋如何將“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之理貫徹於政治實踐中，尤其是在侯王的政治中。
“不上賢”，王本等世傳本均作“不尚賢”，唯龍本、遂州本（遂州龍興觀道德經碑本）、敦煌本與帛書甲、乙本同，“尚”作“上”。但曆來注家，認為“上”與“尚”通，兩種本子字不同而義同。其實，這兩個字之不同，代表了意義的重大區別。現在對“尚”的理解，多依王弼注：“尚者，嘉之名也”，也就是崇尚的意思。由此，把“上”理解為“使上”，“上賢”，就是“使賢者得以上”。《淮南子·齊俗訓》：“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這個“尚（上）賢”義，與《墨子》中說的“尚賢”，倒是一回事。但《墨子》主張“尚賢”，《老子》主張“不尚（上）賢”，兩者在這一點上似乎是針鋒相對的。
然而我通觀《老子》全書，又何嚐有反對賢人治國的意思。在前麵已經說過，行別賢、不肖，言別智、愚。智者之智未經實踐檢驗，是不那麼可靠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智”，是追求物欲的過度實現，對身心（《老子》稱“身”）其實是有害的；因此，《老子》對“智”（言）與“知”（識）抱相當的保留態度。但對賢，《老子》則是肯定的。《老子》中提到的最高境界的人為“聖人”。“聖”者，通也，從品格才能角度說，聖人就是各方麵都能融會貫通的大賢人，而賢者相當於一方麵的專家。賢者與今天所說的專家比，不光有其專門的知識與才能，而且具有從社會角度來評價的相當高的品德。這樣的人不使之上，不讓他們來治理，難道讓不肖之徒掌握重要權力反倒好嗎?所以，後來的注家把“不尚（上）賢”理解為不要把人才用錯了地方，像《淮南子》的解釋一樣，但這樣解釋是非常牽強的。
而把“不上賢”直接照字麵解為“不以上為賢”，與《老子》全書的政治理念倒是非常一致的。“上”特指“侯王”。上（侯王）自以為賢，就不能用賢，就聽不進不同意見。即使他有很高的智慧，很強的能力，幹了九十九件好事，最後在一件事上犯錯誤，也有可能前功盡棄。故“不上賢”正是為了“尚賢”。
而且，與下文聯係起來看，“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其主語都是“上”，這兩句都是主語承前省略；此正可佐證第一句的“上”指侯王，在意義上無礙（如果三句話都省略主語，也是可以的。但這省略的主語必是“侯王”無疑，這一點，各家都無異議。在“不以上為賢”更講得通的情況下，自然不取“不崇尚賢人”這種可疑別扭的注解）。
但從“不上賢”變成“不尚賢”，不是字的通假，而是有意對《老子》的原意進行遮蔽。這從《文子·自然》篇（《淮南子·齊俗訓》中的話正是據此而來）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蛛絲馬跡來。
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後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采，穀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皋澤織網，陵坡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所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
“天下之物，無貴無賤”，不是“不上賢”嗎?“因其所貴而貴之”，不是“尚賢”嗎?“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後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不是“尚賢”而“不上賢”嗎?可見當時“上賢”與“尚賢”義是有區別的，作者（假定他是“文子”）明知《老子》的“不上賢”義，但他在盡量傳達本意的情況下，又將它淘漿糊成“不尚賢”，扯到什麼“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可見“不以上為賢”的觀念，在當時已成禁忌，君權話語已經很重，不僅是“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而且是“唯上賢與下不肖不移”。凡民都是性惡的，所以要由侯王等君子從上到下來加以治理。荀卿說：“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製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荀子·性惡》）由此可見，“性惡論”從來不是什麼純粹的人性論或人生哲學，而是為專製君權提供理論根據的政治話語。荀卿說的“人”，與“聖王”對立，故與“民”同義，也是個政治概念。由此看來，《文子》這段話，也應成於戰國後期，君權已取得獨大之勢的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