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樸子·登涉》篇中的一段話，可看作對“生之徒十有三”這種艱險情況的生動注解。“或問登山之道，抱樸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誌，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岩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穀；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盡管葛洪說的“入山”是指到山裏生活一段日子，與路過有所不同，且語涉神怪，似有荒誕不經，但這段話畢竟是對當時荒山野嶺險惡的自然條件的一種反映，而葛洪所處時代，在老子八百多年後，人煙已比先秦時稠密，入山條件也比先秦時有所改善，尚且如此可怕，“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可見《老子》所說“陵行”“生之徒十有三”並非誇大其辭。
小民百姓要改善處境，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到戰場上去立軍功，得勝回來可以封爵賞田。打仗就是入死地，故曰“入死”。但一同去打仗的，死在戰場上的大約也是平均十個人中有三個。但此“有”，可以說是“僅有”，因為“入死”的死亡率，卻比“出生”要低得多（盡管非“生之徒”者並不一定就是“死之徒”，還有“傷病之徒”與“半途而廢之徒”，但“死之徒”恐怕不止“十有三”），而與“民生生，動皆之死地”的比率相等。這樣一比，意義便凸現出來了。
而民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此為這段話之重心，前文“出生入死”，“生之徒”、“死之徒”都是為其作鋪墊，作映襯。“生生”，與下文“執生”聯係起來看，應該前一個“生”是動詞，後一個“生”為名詞。從“善執生者”“無死地”看，此“生”應為“生命”；又從“善執生者”能“不避兕虎”、“不被甲兵”，民“生生”後而“動”來看，這是一股力；故解為“生命力”較合宜。作為動詞的“生”，可以有“使長”、“使壯大”的意思。“生生”就是使生命力壯大，換成今天的話來說，即為擴張生存空間，追求生活享受的意思。出門謀生的十個人中隻有三個能達到目的，深入死地去打仗的十個人中也不過死三個，而在日常生活中，小民百姓為了擴張生存空間、追求生活享受而采取的行動所導致死亡的，十個人中也高達三人。這個風險係數與去打仗一樣高，是相當驚人的。
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高風險呢？就因為他們要擴張生存空間，追求生活享受。“以其生生也”，王本作“以其生生之厚”。《王本七十五章》中有“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句，估計此處“生生之厚”是據“求生之厚”改的。但若以《德經》是老子從周藏室典籍中摘錄的章句看，各章中用語有差異是正常的，改成一律反倒不妥。本章中以“生生”與“執生”相對而論，也可見正常的求生存包括在“執生”之內，“生生”即是“求生之厚”。民“生生”便“輕死”，因而有“動皆之死地”之說。改為“生生之厚”，似乎“生生”僅為“求生”，有求厚、不求厚之別，反為蛇足。
這麼從頭順下來說，讀者是否覺得意思很通暢呢？
但堅持“十有三”為“十三”（四肢加九竅）的注家恐怕是不能同意這種意見的。他們手中有張王牌，即上古語法，凡“十有幾”之類，都是“十幾”的意思，而“十分之幾”，則都被表示為“十（什）之幾”或“十（什）幾”，沒有寫成“十有幾”的。（詳見《古校》引王力《漢語史稿》。）
這條證據看上去很有說服力，其實有削足適履之嫌。
其一，上古凡言“十有幾”或“幾十有幾”、“幾萬幾千幾百幾十有幾”等，一般後麵都跟量詞，如“十有一月”、“十有一年”、“旬有五日”、“十有八變”、“百有二十裏”、“二十有八載”、“十有五人”等。少數例外，如“吾十有五而誌於學”，“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天數二十有五”，“乾之策三百一十有六”等，都可看作省略了意義明確的量詞。若“吾十有五而誌於學”，可改為“吾十有五歲而誌於學”；“乾之策三百一十有六”可改為“乾之策三百一十有六策”等。依此例，“生之徒十有三”等句，“十有三”若作“十三”解，則可改作“生之徒十有三徒，死之徒十有三徒，而民之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徒”。隻要不太固執己見，從這樣的句式，很容易看出，“生之徒”、“死之徒”、“民之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徒，雖然數量相同，但卻沒有任何根據可視之為內容完全相同，而內容不同則更為合理；所以，按上古文體結構，接下來應各別介紹“生之徒”之“十有三徒”、“死之徒”之“十有三徒”以及“民之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徒”的具體內容。而在本章中，這樣重要的實質性內容卻付之闕如。我們憑什麼認為這“十有三（徒）”即代表相同的內容呢？更憑什麼相信這“十有三（徒）”如韓非子所說是“四肢九竅”呢？固守上古語法規則的注家，能不能舉出一個像本章此段文字一樣，將關鍵內容隱去，讓後人（韓非子也距老聃兩百多年）任意去猜的經典段落呢？“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三十九篇德章［王本七十六章］》）即是對韓非子解釋的有力證偽。
其二，語法規則是對已然的語法現象的歸納，且是一種窮舉法的歸納。因此，語法規則，尤其是中國古代並無明確的語法意識情況下自然形成的語法規則，隻能用來證明某一語法現象符合某一語法規則，以某一語法規則去解釋某一語法現象；卻不能以某一語法規則去證偽某一語法現象，或者說證明某一語法現象隻能表達合於某一語法規則的某種意思。因為，即使某一語法現象出現在某一語法規則明文形成，為社會所普遍公認之後，也可能由於作者忽略了某一語法規則而表達了另一種意思，何況這一語法現象可能出現在某一語法規則形成之前。以語法規則來判定某一句古文的意思，隻能是一種輔助手段，比之更重要更有價值的是其所處的具體語境。在這個意義上，語法規則與訓詁規則有些相似。如我要證明《第一篇道章［王本一章］》“道可道”中作為動詞的“道”非言說義，證明先秦時“道”無言說義項隻是輔助手段，更重要的是，舊注“道”作“言說”解，在全章、全書中無呼應；而且“恒道”非為“永恒的道”，乃是“恒的道（作用方式）”；再加上《老子》重行輕言、重道輕智的傾向，綜合起來才能確定此“道”應為“引導”義。即如此，還要引先秦文獻中其他“道”作“引導”解的例子作旁證。哪能簡單地憑“十有幾”一般（用窮舉法可不敢說絕對）表“十幾”，即下此“十有三”絕對隻能是“十三”，而“十三”一定就是“四肢九竅”的結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