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足，安有不信。“安”，連詞，相當於“乃”、“於是”。《管子·大匡》：“安以其餘修兵革”，王念孫《雜誌》：“安，語辭，猶‘乃’也。”《戰國策·魏策一》：“圍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本句，王本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從帛書乙本改，甲本“安”作“案”。“案”作連詞時，同樣相當於“乃”、“於是”。《荀子·臣道》：“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忠君之義也。”《戰國策·趙策一》：“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由此，也可證“安”為連詞。
“信不足”之“信”，乃“伸”義，引申為影響力；“不信”之“信”，乃“信服”義；與“信者吾信之”（《第十二篇德章［王本四十九章］》）一樣，“信”為異訓並列修辭。
由“下，知、有之”變為“親、譽之”，再到“畏之”，又到“侮之”，正可對應從“德”政，到“仁”政與“義”政，再到“禮”政，又到“法”政的退變，反映了君主對民眾的信心不足，影響力下降。因為覺得民眾是股異己的力量，與自己的權威是對立的，利益有衝突，所以才會去討好民眾、恐嚇民眾，直至欺壓民眾。如果相信自己完全代表民眾的利益，那麼，民眾的選擇就是自己的選擇，不會試圖用威脅利誘的辦法去引導或改變民眾的選擇。
猶兮，其貴言也。王本“猶”作“悠”。“猶”與“猶兮其若畏四鄰”（《第十六篇道章［王本十五章］》）之“猶”義同，為“猶豫”之貌，較“悠”義勝。
成功遂事，而百姓皆謂我自然。王本作“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成功遂事”與“功成事遂”義同。改成“功成事遂”後，讀起來與“然”韻更近相協。但隻有把本不協韻的改成協韻的，沒有把本協韻的改成不協韻的，因此可見帛書所據本比王本等世傳本所據本更古。為保存這一證據，故此處從帛書。
另有更重要的一條，帛書甲、乙本均在“百姓”前有“而”，均無“皆”字。“百姓”者即含“皆”義，故“皆”似可有可無。但“而”卻不是可有可無，有無“而”字，關係到對句意的理解。無“而”字，可把“成功遂事”者理解為就是“百姓”，盡管“百姓”是在君主的領導下“成功遂事”的，或者君主為“百姓”的“成功遂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有“而”字，“而”字表轉折，則“成功遂事”者明顯不是“百姓”，乃是君主。君主的事業成功與否，以什麼來加以評價?這裏給出一個標準，“百姓皆謂我自然”。“然”是個價值判斷詞，“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見《莊子·齊物論》，請參閱《還吾莊子》中對“然”、“可”之義的辨析），“自然”即今天所謂的“自我感覺良好”；要百姓都自發地對君主的事業感覺良好、表示認可，這是對政治很高的要求。換言之，百姓都覺得自己活得很好，遂心如願，這就是君主最大的事功。《莊子·天地》：“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因此，把“我自然”意譯為“我自己要幹的”。郭象注《莊子》：“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也許從此“自然”就變成了非人為的意思。許多注本把“我自然”譯如“我們本來就是這樣的”，乃以訛傳訛也。
本篇德章論“不言”，強調君主不要利用權勢，把主觀意誌強加給民眾。本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貴言”。指出君主的“言”（親、譽、畏、侮），往往是“信不足”使然，結果是適得其反，造成“有不信”。唯有“貴言”，才能居民上而使民不重。